近代中国五口通商以后，上海为何会很快地成为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为何会在晚清民国时期成为新生力量的滋生地带，成为战乱期间富商和名人寄居之处？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又为什么能够在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等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在昨天举行的第60届文化讲坛上，上海历史学会会长、上海社科院研究员熊月之，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讲座教授、文学院院长梁元生，著名作家陈丹燕，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天纲四位嘉宾，带领观众追溯上海开埠170周年，解密这座伟大城市的文化性格。

　　1843年，上海开埠，跨入了“近代”的历史门槛。在熊月之看来，中华民族由落伍而受辱，继而抗争，开埠通商是其中的关键性历史事件：“一方面，外国的军队、资本等通过通商口岸进入中国，进行政治侵略、经济掠夺与文化渗透；另一方面，通商口岸客观上促进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刺激了中国人民觉醒，也刺激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开埠促进了上海的飞速发展。熊月之举数字说明：“近代上海城市人口增长速度是全国城市人口增长速度的10倍以上，包括从外地和外国来的移民，占上海总人口的85%”。不同的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启发、相互促进，文化多元成了近代上海的明显特征。熊月之认为，多元文化共存令城市海纳百川，气度宽容。重视学习、崇尚竞争、追求卓越，成为上海人的特点。“上海的文化保持着自我批评的精神，经得起批评，有韧性，更宽容，这也是上海文化有活力的根源所在。”

　　梁元生：城市要为“之间人”留一点空间

　　梁元生的演讲是在对上海与香港的两地异同的分析中进行的：上海和香港都是鸦片战争以后开始迈向开放的，可以说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点上面。但香港除了本地渔民外，多为广东、福建移民，闽粤文化构造了香港的早期社会；而1843年的上海，以吴文化为主流，也不乏北京、山东、广东等地的移民。因此，就接受新移民、新文化的速度而言，上海比香港更快。

　　与上海的多元开放不同，香港的开放是双语言、双文化。梁元生回忆自己的求学过程和学术经历，认为双文化、双语言是非常重要的两条轨道。他将能够游刃有余地穿越在双文化、双语言之间的人称为 “之间人”：“‘之间人’越多，这个城市的文化越活泼。我们谈到的徐光启、颜咏京都是‘之间人’，各大商行的买办也是‘之间人’。”梁元生认为，上海虽然多元，但仍然有很多隐藏的界限，而“之间人”恰恰善于跨越这些界限，“城市应该留一点空间给‘之间人’，让他们做汇通的桥梁。”

　　陈丹燕是上海作家，但她其实出生在北京，幼时随父母迁居上海。如果当年没有移居上海，陈丹燕或许是北京作家、杭州作家，“但我后来想过，我还是非常愿意成为上海作家的。因为这个城市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城市，它充满着冲突。一个冲突剧烈的地方给生活带来了强烈的戏剧性，作家会一直被它鼓舞，想要探索、想要写作，上海对我来讲就是这样一个城市。”

　　在昨天的文化讲坛上，陈丹燕向观众们介绍了一个被淹没在近代史中的名字——颜咏京，他是今天能查到的史料中最早的一个抗议制止华人进入外滩公园园规的人。作为受过西式教育的中国人，他一次次地向洋人争取公民权利，也敦促国人遵守公民义务。“这个人这么有活力，这么有向往。他的理想就是，在上海能够平等地相处，向世界上任何先进的、好的东西开放。综合，包容，平等，这就是我所认为的上海的重要精神。”

　　比上海开埠早200多年，已经有一个上海人“睁眼看世界”，他就是徐光启。

　　在李天纲眼中，徐光启是第一位近代意义上的上海人：“他可以代表明末清初的一批人，非常注重学习西方。当时，中国在总体上还领先于西方，徐光启就主张学习，翻译《几何原本》，推动种植番薯等等。”徐光启把外国人当作客人，以我为主，相互学习，兼容并包。“你说他‘崇洋’可以，但‘媚外’是没有的。徐光启是把钱给外国人做中国人需要的事情，他有海纳百川的一面。”进而，李天纲认为说上海人“崇洋媚外”是不可取的。

对于流行的“新上海人”这一概念，李天纲有独到的见解：“我从来不用‘新上海人’这个概念。如果要用，我认为它不应该指刚刚移民上海的人，而是指文化融合、包容和谐、进取向上的‘新’上海人。”

 

 

作者：曹　静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