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佩琳是澳大利亚作家，中文流利，曾在台湾师范大学国语中心进修中文，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居住9年。　　

　　她已经从事多年华语电影的英文字幕翻译工作，翻译过的作品包括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张艺谋的《活着》和《英雄》，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梅兰芳》、《搜索》，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和《鬼子来了》，田壮壮的《蓝风筝》和《小城之春》等，而她最近正在着手翻译的是崔健的《蓝色骨头》和王家卫的《一代宗师》。

　　电影《一代宗师》里的文艺台词如何翻译？电视剧《甄嬛传》中的台词“这真真是极好的”真的是翻成“This really really good enough”吗？

　　3月7日，曾翻译过《悲情城市》、《活着》等华语电影的作家贾佩琳（Linda Jaivin）在富达来地产信托旗下的爱尔兰中心举办讲座“趣谈中国电影字幕翻译的文化内涵”，通过介绍她的作品与大家分享如何将字幕翻译转化成文化翻译，并讲述她与中国第五代导演和港台导演的缘分。

　　从小热爱写作和电影，大学修读亚洲历史专业，继而去台湾学习中文，老师是台湾作家马国光，并在他的指导下熟读台湾当代文学，贾佩琳与中国的缘分就此开始。上世纪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贾佩琳初到中国，“香港电影新浪潮”、“台湾新电影”和大陆第五代导演在同一时期崛起，热爱电影的她就此结识了徐克、杨德昌、侯孝贤、罗大佑、侯德健等众多电影人。同时，担任《亚洲周刊》记者的贾佩琳开始在香港电影节担任评委。

　　1985年，标志着大陆第五代导演崛起的电影《黄土地》获邀参加香港电影节。一天，在香港地铁上，贾佩琳发现她的对面坐着三个讲普通话的人，并且不时蹦出“北影”这样的词。此时中文已十分流利的贾佩琳忍不住问道：“冒昧打扰一下，你们是北影的吗？”三个人大吃一惊，点了点头。贾佩琳问：“听说过两天《黄土地》首映，导演陈凯歌和摄影张艺谋都会来，你们知道这件事吗？”没想到，其中一人回答：“我就是陈凯歌。”另一人说：“我是张艺谋。”这段有趣的往事至今常常被提起，贾佩琳与中国电影的缘分仿佛是注定的。

　　《黄土地》在香港放映之后引起轰动，但若推向国际电影舞台，电影字幕翻译成为难题。由于导演没有决定权，翻译由北京电影制片厂负责，翻出来的字幕常常令外国人看不懂，影响了中国电影在海外的推广。陈凯歌与张艺谋便开始私下邀请贾佩琳为他们翻译。1992年，陈凯歌的作品《霸王别姬》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这部作品的字幕也是由贾佩琳翻译的。她仿佛一个中国电影发展的见证者，同时也是默默无闻的幕后推手之一。

　　贾佩琳对语言天生敏感，却没有受过专业的翻译训练。她承认自己早期的翻译作品有很多问题，“我不敢回去看”。然而，所谓实践出真知，随着翻译量的增大，她对电影字幕的翻译规则也逐渐建立理论化的体系。比如，电影字幕翻译必须将口语转化为书面语，将碎片化的语言转化为连贯的整句，以便外国观众更好地理解。“有的导演会给你分镜头剧本，但是不够，还是要结合考虑视频和画面的配合，身临其境才能翻译好。”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字幕必须要短。“一般字幕出现是2-7秒，因此一行字幕不能超过33-42个字符，否则一边看电影一边看字幕就难以跟上。这在翻译一门语言时尤其难，我早期的作品就过于冗长了。”

　　不同的翻译者风格不同。北京大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讲师金海娜曾对贾佩琳的翻译字幕做过研究。她认为，贾佩琳为澳大利亚SBS国家广播电台翻译的字幕比起国际版字幕，少严谨而更自由，有时候甚至会离开原文去找英文中有共鸣感觉的词句。贾佩琳说自己必须“坦白从宽”，在她翻译的早期作品、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中，姜文一脸痞气地说：“他死了，我的眼睛也不会眨一下。”为了凸显出这句话的狠劲和趣味，贾佩琳将其翻译为“I won't piss on him if he’s on fire”（直译为“如果他被放在火上烤，我连尿都不撒他身上”）。

　　贾佩琳的翻译没有东方情调化的倾向。比如，她很少用汉语拼音来代替英文意译。“我很不欣赏那种保留拼音组合，然后加一大堆注释的方式，更何况电影字幕无法加注释。如果中文很顺耳，就不要让它在英文中别扭地突出。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在翻译莫言作品时把‘爹’和‘娘’翻成了‘Die’和‘Niang’，我觉得何必呢，显得中文很难。我倾向于让中文平易近人。”

　　当被问及清宫剧中的台词，比如《甄嬛传》中的“这真真是极好的”如何翻译时，贾佩琳表示这是最容易出错的，要结合说话者的身份、教育、背景、上下文和语气，“比如一个小孩子说的和一个大人说的完全不一样，我现在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下讲的，不好翻。”但是对于网友所翻“This really really good enough”，贾佩琳说肯定不对，“good enough是有所保留的，‘真真是极好的’，应该毫无保留，用great，并且有重复，really really great.”

　　贾佩琳觉得，翻译华语电影最难的地方还是古诗。赵小僮执导的上海电影节影片《关于爱情和那些魔鬼》中，有一段长长的并经过改编的《将进酒》，语速奇快，于是这段字幕成了贾佩琳攻克的难关，怎样又短又到位？经过反复修改，“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翻译成“Enjoy life, toast the moon. My day will come, spent gold returns. Feast on flesh, drink 300 cups”（直译为“享受人生，朝着月亮干杯。我的日子即将到来，花掉的金子会回来。饱餐肉宴，喝三百杯”），而最为人称道的一句是将“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翻译成“Riches can’t compare to wine”（直译为“财富不能与美酒相提并论”），简洁明了。

　　在贾佩琳看来，翻译需要结合时代背景，比如张东健、章子怡和张柏芝主演的《危险关系》，“这部片子本身就是几经改编和翻译的，从法文小说到法文话剧，再到美国电影、英文话剧，现在是中文电影，并且将背景从法国贵族的无聊生活转变到了抗战时期的上海上流社会。这个背景十分重要。”片中，张东健饰演的谢易梵与张柏芝饰演的莫婕妤有一段核心对话，二人打赌谢是否能让章子怡饰演的杜芬玉与谢易梵上床，莫赢了得到一块松江口地皮，输了则是莫献出自己的身体。对于“松江口地皮”的翻译，贾佩琳斟酌再三用了“Soochow Creek”，“因为当时没有拼音，而拼音给外国人的感觉是1949年后的，因此我避免用Songjiang这样的地名翻译。”

　　在另一部讲述蒙古歌王哈扎布的电影《天之恩赐》中，尽管是中译英，其最初的语言却是蒙古语，因此贾佩琳有时不得不还原到蒙古语的语境中以保证原汁原味，比如对于“长调”一词的英译就采用了蒙古语拼写“Urtin Duu”，而非直译成“Long Song”之类。

　　贾佩琳最得意的作品还属姜文的《鬼子来了》中对于片名和“鬼子”的翻译。“原本制片人已经起好英文电影名了，叫《The Japanese are Coming》（日本人来了）。但是我说有一部电影叫《The Russians are Coming》（俄国人来了），是一个喜剧，所以不能用。后来我想到的是《Devils on the Doorsteps》（魔鬼在门槛上），因为电影中有一个场景是村民打开门，看见两个日本人困在那里，正好是在门槛上。”而片中对“鬼子”的翻译，贾佩琳用的是“Japs”，事实上这是二战时期对日本人羞辱性的称呼，但是与“鬼子”一词的贬义恰好相符。

　　谈到刚与王家卫导演合作完成的《一代宗师》，贾佩琳直言“这是全新的挑战，从未有过的经历”。原因之一自然是王导的拖延症在电影字幕翻译领域的实际应用，不过另一个原因是王导让她在拍摄现场整整呆了两个月，并且在曼谷做后期时又呆了三周。这与大多数导演直接给剧本或给成片翻译的路数截然不同，但这对理解全片继而进行翻译工作无疑是有益的。

　　“王家卫喜欢让我自己去研究和琢磨，我问导演什么时候有时间和我谈，他说没有时间，或者偶尔过来看一下，说No。于是我很着急，到后来截止时间是凌晨3点，所有人都在找导演商量各种事，字幕一直拖到晚上10点在那里弄，到了凌晨1点半还和我说要加字幕。前两天我还在弄国际版，一直没有弄完。”贾佩琳说。

　　《一代宗师》中几句经典的台词，翻译起来格外讲究。“‘我心里有过你’我原来翻译的是‘I’ve loved you’（我曾爱过你），王家卫说不能有love这个词，后来改成‘You’ve been in my heart’（你曾在我心中）。王家卫说，‘是这样吗？’不置可否。另一句话‘爱没有罪’，我就改了，翻译成‘To care about somebody is not crime’（关心一个人不是罪过），结果他说，这个地方可以用love。”

　　对于翻译这件事，贾佩琳无奈地说，“所有翻译都是选择，所有翻译都是失去”，而翻译者只能尽可能做到符合原意。“比如《一代宗师》中的招式‘叶里藏花’是双关语，而我翻译成‘flower under leaf’（花在叶之下）就失去了与他（主角叶问）的叶姓之间的联系，但我这样翻起码可以让人联想章子怡是flower，他说‘flower under leaf’，其实是‘leaf under flower’（叶在花之下）。”但有时实在找不到联系，也没有办法，贾佩琳说，这就是翻译的局限性，只是一个答案，而非唯一的答案。

　　贾佩琳说，由于翻译背后的文化差异，有些电影翻译后无法在海外达到与国内一样的效果。比如《让子弹飞》中的段子只有中国人能理解，外国人就不一定能理解，失去了喜剧效果。

也有的时候，翻译者不得不将含蓄的台词翻译得更加赤裸裸一些，尽管失去隐喻和比喻的修辞韵味，但至少做到简洁明了，这是翻译者附加于作者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