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上映的电影《萧红》中，用很大篇幅表现了萧军、萧红与鲁迅先生之间的深厚情谊和频繁通信，翻看《鲁迅书信集》相关部分，一个叫“孟十还”的名字跳了出来。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三天后，鲁迅灵柩被抬出上海万国殡仪馆，送至万国公墓下葬，上万名上海市民参加了这场葬礼。十多里路的送葬路程中，多位青年作家为鲁迅抬棺。亲历者萧军后来回忆，为鲁迅抬棺的作家一共有16位，其中有两个辽宁人，除了他，另一个就是籍贯沈阳的翻译家孟十还。孟十还是谁，何以为鲁迅抬棺？对这个陌生名字，一般读者不熟悉，很多辽宁文学史的研究者们也知之甚少。然而，在已出版的鲁迅书信集中，与此人的通信多达32封，可以想见，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孟十还绝不是一个无名小卒，这位才子应该有很多故事。

　　有心的读者如果翻看鲁迅书信集，便会发现，“孟十还”是个经常出现的收信人。

　　“从三郎太太口头，知道您颇喜欢精印本《引玉集》，大有‘爱不忍释’之概。尝闻‘红粉赠佳人，宝剑赠壮士’，那么，好书当然该赠书呆子。寓里尚有一本，现在特以奉赠，作为‘孟氏藏书’，待到五十世纪，定与拙译《死魂灵》，都成为希世之宝也。”

　　以上是鲁迅于1936年2月17日写给孟十还的一封信，里面的“三郎”指的是东北作家萧军，他的“太太”便是女作家萧红。信中记录，鲁迅打算送书给孟十还，语气亲切幽默，与人们印象中横眉冷对的鲁迅简直判若两人，就像陈丹青在《笑谈大先生》里写的，“鲁迅天性里骨子里的大好玩”。能让鲁迅流露出真性情，孟十还想必一定是个为人为文都很不错的年轻人。

　　但关于鲁迅这个青年挚友，除了与鲁迅有关的研究资料外，坊间却少有详细的记录。2011年出版的《辽海名人辞典》写孟十还，寥寥500余字，这也是近年首次有辞书将孟十还收录。《辽海名人辞典》的编者告诉沈阳晚报记者，他们当初查阅了许多资料，可以确证孟十还是沈阳人，但关于他在沈阳的具体信息却无法找到，这无疑让人感到遗憾。

　　1908年出生于辽宁（时称奉天），孟十还的文学发迹也在辽宁。资料记载，孟十还最初以诗歌创作走上文坛的，他写过一些新诗，如《泪和血》、《流水中的落叶》等，也写了《一个秋里底哀声》等散文诗，分别发表在1923年沈阳《盛京时报》、1925年大连《青年翼》等报刊上。文学史研究者发现，孟十还是一个笔名，此人原名应该叫孟宪智，早期以“咸直”、“孟咸直”等笔名。沈阳晚报记者针对这些线索咨询了《辽宁文学史》的主编白长青，白先生表示，他对孟十还、咸直、孟咸直这些名字都感到有些陌生，“活跃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坛的辽宁作家比较多，这人应该不是特别出众。”

　　1927年之后，孟十还前往苏联留学，苦攻俄语文学，由作家转型为一名翻译家。

　　作为翻译家的同行

　　那么，孟十还又是如何与鲁迅结缘的呢？

　　学者钦鸿考证发现，1932年，孟十还从苏联回国后，来到上海，开始以“孟斯根”为笔名，发表了很多篇介绍苏联文学和俄罗斯文学的文章和译文，还在《论语》、《人世间》等杂志上发表过很多散文小品。1934年鲁迅发起创办的《译文》创刊后，孟十还向《译文》投了一篇苏联作家左琴科的《我怎样写作》的译稿。正是由于对苏俄文学的共同关注，鲁迅开始重视起这位初出茅庐的小伙子。翻阅《鲁迅日记》，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9月，鲁迅与孟十还的联系达85次之多，内容多是双方研究探讨翻译出版业务。

　　比如1934年10月31日，鲁迅给孟十还写的信显示：“托翁的《安那·卡列尼那》，中国已有人译过了，虽然并不好，但中国出版界是没有人肯再印的。所以还不如译A.T.的《彼得第一》（即阿·托尔斯泰的《彼得大帝》，编者注），此书也有名，我可没有见过。不知长短怎样？一长，出版也就无法想。”信中的内容不难看出，当时苏俄文学大批涌入国内，翻译者众多，孟十还大概是想借翻译《安娜·卡列尼娜》挣些稿酬，由于已有人捷足先登，这个想法被鲁迅劝止。

　　还比如1935年1月17日的信中，鲁迅告诫孟十还，“拉甫列涅夫的文章尚蒙钦删，则法捷耶夫一定是通不过的。官威莫测，此后的如何选材，亦殊难言。我想，最稳当是译较古之作。”意思是说，当时进步文艺不见容于政府当局，译介苏俄文学难度较大，适当避开“犯忌”的作家，防止劳而无功。

　　翻译靠译作为生，除了翻译水平要高，翻译者如何经营自己也是问题。在信中，鲁迅告诫孟十还，无论哪个书店老板，对作者“手段都是辣的”，作者倘若“卖稿集中于一个书店”，就会被这书店“支配你的生活”，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因此，除了《译文》之外，鲁迅还帮孟十还广泛寻找发表渠道，良友图书公司的郑伯奇遇见鲁迅，表示想请孟十还为他主编的《新小说》月刊译点短篇小说。鲁迅次日便写信告诉孟十还，还建议孟氏主动“去访他一回，接洽接洽”。为此，鲁迅不仅在信中抄上良友图书公司的地址，还提示他：“公司的办公时间是上午九点起至下午五点，星期日上午休息。去一次自然未必恰能遇见，那么只好再去。”

　　最后的那封信

　　在鲁迅的帮助下，刚刚回国的孟十还“稿路恒通”，从1934年末起，他先后在陈望道主编的《太白》、傅东华主编的《文学》、聂绀弩等主编的《海燕》、靳以等主编的《文季月刊》、黎烈文主编的《中流》、茅盾主编的《烽火》等刊物发表了多篇译作。

　　为搭建人脉，1935年1月，孟十还特意找了一家饭店，宴请一干文学友人。当晚，鲁迅和许广平携子前往赴席，到场的还有胡风、聂绀弩、茅盾、黎烈文等。饭前，鲁迅还特意帮孟十还把请柬送给了茅盾、黎烈文二人。

　　甚至是“孟十还”这个笔名，也是鲁迅授意起的。当时，负责编辑《译文》的黎烈文认为，译文署名“孟斯根”也出现在林语堂主编的《论语》上，两家同时出现一个笔名，并不是太好，就和鲁迅商量，能否请译者换个笔名发表。鲁迅把这件事委托给聂绀弩，聂绀弩找到孟斯根后，俩人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来个好名字。聂绀弩天性散漫，从书架上抽出本《红楼梦》，表示随手翻到哪个人物就参照取名字。可没想到，聂绀弩一下子翻到了贾环。了解《红楼梦》的读者知道，贾环在小说里不是个好形象，为人举止粗糙，诡计多端，形同小人。这样的人怎么能用来取笔名呢？孟斯根倒不介意，“不妨事，贾环口碑不好，我比他还差上十倍，叫十环如何？”聂绀弩说：“既然这样，莫如换个字，叫‘孟十还’。”

　　一起翻译果戈理是孟十还与鲁迅二人最为重要的经历，鲁迅晚年对翻译果戈理投注了巨大心血，昼夜翻译，以致病情不断恶化。翻阅鲁迅与孟十还的通信，鲁迅去世之前，二人还在不断商量翻译果戈理的事情。当时，译文社筹划与生活书店合作出版《译文丛书》，鲁迅约孟十还共同翻译出版一套《果戈理选集》。二人商议，选集分成六册，分别为《狄康卡近乡夜话》、《密尔格拉得》、《鼻子及其他》、《巡按使及其他》（即《钦差大臣》）、《死魂灵》(第一部)、《死魂灵》(第二部)。孟十还对此十分积极，很快译完《密尔格拉得》一书，鲁迅则扶病译成《死魂灵》(第一部)。但由于鲁迅病情严重，选集出版遭遇搁浅。

　　1936年3月22日，鲁迅给孟十还写了最后一封信，商量在孟十还主编的杂志《作家》发表文章的事。“因为病后，而琐事仍多，致将回答拖延了。目录的顶端放小像，自无不可，但我希望将我的删去，因为官老爷是禁止我的肖像的，用了上去，于事实无补，而于销行反有害。关于插图，我不与闻了，力气来不及……”

　　1949年后，孟十还与友人孙陵、周锦相偕赴台湾，到台湾工作，成为国立政治大学东方语文学系首任主任。很长一段时间，政治大学东方语文学系俄文组是当时台湾惟一的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早年台湾自行培养的俄语人才都是他的学生。在台湾“白色恐怖”和“反共抗俄”的严酷时期下，这位俄国文学研究的先驱对自己留学苏联的经历讳莫如深，绝口不提鲁迅，停止文学创作和译介，只在1961年因应教学需要编著出版《俄文文法》，也已绝版多年。退休后移民美国。

　　孟十还主要译作有《果戈理怎样写作的》、《果戈理选集》、《普式庚短篇小说集》、《杜勃洛夫斯基》、《密尔格拉得》、《黑王子》等。

 

　　　　　　　　　　　　　　　　　　　　　　　　　　　　　　　　　　　　　　作者：闻达　　来源：沈阳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