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没有一个被批评者找上门来，因为我的每一句话都有理有据。 ”

　　“我做翻译，总要不断改进，有谁提出批评我都欢迎。能够活着听到批评，是一种幸福，因为我还能改。 ”

　　　　　——访学者、诗人、翻译家江枫

　　“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雪莱《西风颂》中的这句诗，经过江枫翻译，在中国已成为脍炙人口的名句。许多人正是通过江译开始了解雪莱，逐渐走近狄金森、弗罗斯特这些美国现当代诗人。因为突出的翻译成就，1995年江枫成为彩虹文学翻译终身成就奖唯一得主，2011年又获得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成为中国仅见的一生两获终身奖的学者、诗人、翻译家。

　　与江枫先生的访谈，约在了紫竹桥附近一家比萨自助快餐店。那天下午，84岁的江枫风风火火地骑着电动自行车赶来，着实令我大吃一惊。他脸膛黝黑，穿着朴素而略显随意，一见面就直率地说：“家里地方小，所以约到了这个地方。 ”

　　江枫说话直爽，谈起学术观点也直来直去，从不模棱两可拐弯抹角。他一直同许渊冲先生的翻译观点相左，对于许氏翻译超越论更难认同。他说：“既是翻译，就该忠于原作，力求再现原作的思想感情和艺术感染力，如果觉得你能写得比原作好，完全可以另赋新诗一展才华，又何必歪曲他人作品还要冒用他人姓名？ ”

　　对于他认为错误的学术观点，江枫往往直接点名批评，这也让他的评论文章出版时一度遭遇困难。为开“江枫先生八十华诞学术研讨会” ，他不得不把几本出版社不敢出的，抽选有代表性部分合成一集自费出版，并且，为了应对可能的麻烦，还聘请了常年法律顾问。“但是，迄今没有一个被批评者找上门来，因为我的每一句话都有理有据。 ”

　　走上诗歌翻译的道路，江枫说，最应该感谢的是艾青。1980年《雪莱诗选》出版，江枫送了艾青一本，扉页上写到：“如果没有你的《大堰河》 ，我也许就不会喜欢新诗，也许就不会有这本《雪莱诗选》 。 ”后来艾青成了江枫加入中国作协的介绍人。

　　抗日战争爆发之初，上海失守，时住镇江的江枫曾随母亲逃难到苏北农村，后来又由海路远避昆明，就读于西南联大附中。读四年级（高一）时国文老师曾让他从杂志抄录一首新诗贴在教室里，还要他讲给同学听。这就是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正是这首诗让他大大改变了以往对新诗的看法：原来白话也能写出这么好的诗！从此，江枫开始学写新诗，并在自己创办的刊物上发表了不少作品。由于喜欢读诗、写诗，自然而然也尝试着译诗。

　　与现在人们想象的不同，江枫说他小时候学英语的环境很好，接触英语英文的机会非常多。当时西南联大附中用的英语教材是林语堂编的，其中就选有雪莱的诗。除了教科书上读到的，江枫还从地摊上买到一本援华美军十四航空队，也就是原来的飞虎队所用军版袖珍本《雪莱诗选》。《西风颂》的最初译文就发表在江枫当时主编的《晨星》杂志上。除了艾青，江枫也非常感谢引他走上新诗道路的国文老师。他说后来译的《雪莱抒情诗全集》就题献给这位老师——后来执教于山东大学的著名教授刘泮溪。

　　1946年秋，江枫考上清华大学外文系。虽然在清华就读短短几年，但他从盛澄华学过法语，从曹靖华学过俄语，从罗念生读过希腊悲剧，从邓以蜇读过哲学概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还从金岳霖学过逻辑。江枫说，这些人未必全都有博士或硕士学位，却个个都是有真才实学不容他人在自己头脑里跑马的学者。加上中学的英语与语文，江枫说就凭着这些训练，他勤恳而诚实地做出了此生力所能及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军队报社编辑和军校历史唯物主义教员和研究员，江枫又在部队工作了几年， 1956年，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授衔前夕，江枫申请转业，希望趁年轻再学点东西，以复学名义进入北大中文系，却是从头读新闻，这也是他读中学时就有的一个梦想。但是江枫最终还是未能圆梦：1957年，他受人陷害，饱受五年牢狱之灾，到1962年才获释出狱。

　　文化大革命结束，百废待兴，中国社会科学院招贤纳士，外文所、文学所、哲学所、近代史所都曾有意招纳江枫，但是由于五年监狱经历，最终只有近代史所，经过对尚未做大官的当年“检举人”外调，说是出于“误会”，才接纳了江枫。在这个工作岗位上，虽然也有出色成就，对史沫特莱著作的翻译和研究，使他成了中国最重要的史沫特莱专家和中国三S研究会（中国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研究会）的创始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但是所做工作，除对外国友人报告文学著作的翻译研究，与文学和诗歌全都关系不大，直到退休。

　　审视从业轨迹，江枫的人生道路似乎和文学并没有太密切的联系，但江枫却坚持翻译了雪莱、狄金森、惠特曼、弗罗斯特等众多外国诗歌名家著作，并成为这些诗人在中国的研究专家。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和美国来往逐渐频密，但很多人对美国文化知之甚少。这时由于《雪莱诗选》出版引起轰动性反响，找江枫翻译美国诗歌的稿约就多起来了。江枫选译了惠特曼、狄金森、桑德堡、弗罗斯特等二十几位诗人的作品，后来结集出版，即《美国现代诗钞》。他说：“狄金森的诗在美国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因为她的诗歌短小，看起来很好读，但真正翻译好并不容易。我最初在《诗刊》发表过《暴风雨夜，暴风雨夜》和《灵魂选择自己的伴侣》，很快就在学生中间流传开来。还有几位作家把江译狄金森诗句‘昨天已经古老’作为小说标题，如蒋子丹、竹林，都是女作家。在王蒙最新一本大作里，也有他很欣赏的这句话。叶文玲有个中篇，写一个年轻人在一个非常小的陋室里翻译狄金森，那屋不到十平米，我原来住的小屋就那么大。 ”

　　对于自己的翻译，江枫从来严格要求。他并不只是对照原文转换文字，而且先要深入了解诗人，包括诗人生活的时代、诗人的思想情感、审美趣味、艺术抱负等等。江枫说，翻译哪个诗人，就应该成为研究这个诗人的专家。

　　经过多年的翻译实践，江枫总结出，忠实，理当是翻译永恒的信条，译诗，必须力求忠实，而且形神兼备，形似而后神似。近二三十年来，由此生发和深入，江枫的实践体会和理论主张，已经形成完整的体系，而成了不少学位论文的论题。

　　尝试翻译之初，江枫并没有学过翻译理论，只是大体知道信达雅，从未深究。 《雪莱诗选》出版后，江枫的翻译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华中师大的《外国文学研究》邀请他撰文介绍译诗甘苦，这时他才认真总结了自己的经验体会而归结为：译诗，必须力求形神皆似。他说：“对于艺术，形式非常重要。没有形式便没有艺术，而翻译是一种临摹性语言艺术，成败关键就在译文与原作之间形式的似与不似。诗之成其为诗，并不在于说些什么，而在于是怎样说的。 ”

　　翻译过狄金森、惠特曼、弗罗斯特等现当代美国诗人的作品后，江枫在1989年5月全国第一届英语诗歌翻译研讨会上，正式提出了“译诗，形似而后神似” 。江枫举例说，现在翻译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译者承认，应该以格律体新诗翻译格律体外国诗，以相应的汉语新诗格律再现外国诗的格律，力求保持原作面貌，以复制出类似的效果。又比如，诗歌原作是直白的，译作就当直白；原作含蓄，译作就该还以含蓄。担心读者难懂可以给诗歌加注，却不可以在译文中增添解释性文字或是对原作词语做所谓“民族化”处理。

　　在江枫看来，诗歌与小说的不同，主要是语言艺术形式不同，翻译的成败也取决于形的似与不似。小说的语言形式，包括人物个性相关的话语、情节、矛盾、冲突，尽可能准

　　确再现这些形式成分，小说的翻译就基本上成功了，即使记叙措辞有些出入，是“江声浩荡”或是“声震屋后” ，都影响不大。但江枫强调，诗歌就不同了，诗的形式，则包括“构成一首诗的全部语言材料，特别是其中具有较强造型能力的修辞手段” ，做到形似，才能实现神似。形神不可分割，神在形中。

　　有人说，诗歌就是在翻译中丢失的东西。其实，江枫说，这是对于弗罗斯特原话的误译。“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 ，这里的“translation”是“换一种说法” ，不该译“翻译” ，“诗是换一种说法就会失去的东西” ，正是强调诗对于语言形式的依存，也说明诗歌翻译难度之大。江枫说，自己的翻译不可能没有一点毛病，每个人的毛病都是头上的虱子，自己很难看见，只有更高的人才看得见，水平不如便看不见。江枫说：“我做翻译，总要不断改进，有谁提出批评我都欢迎。能够活着听到批评，是一种幸福，因为我还能改。但是现在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很少了。并非我天才，成就要归功于我受过的家庭和学校教育。而现在的教育就像简化字，是一种简化教育，有很多东西，特别是古典的东西，由于是文言，就从教科书里被抽掉了。还有一些人，打着翻译理论创新的幌子，提倡创造性叛逆，实际是在葬送文学翻译。 ”

　　采访结束时，江枫送我了一本《江枫论文学翻译及汉语汉字》 ，他说，这本书你多看看。书中他写到：迟钝如我，到了八十岁才明白七十年前母亲说的“卑之无甚高论”之所指，同时，也明白了卑之无甚高论，有时，也自有其出现的必要和存在价值。书中所述，只是任何一个有志于文学翻译的文字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所必须具备的“常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