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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塞维克》共出版52期 毛泽东是编委之一
2013.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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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尔塞维克》是大革命后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一份中央机关刊物,到1932年7月停刊为止,共出版了52期。在近5年时间里,宣传党的理论主张、传播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和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的真相,是唤起千百万工农大众崛起、彻底推翻蒋介石反动集团统治的有力宣传武器。
  《布尔塞维克》是《新青年》、《向导》停刊后,创办的中央机关刊物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十分重视报刊宣传工作。1922年9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在上海创刊,蔡和森、彭述之、瞿秋白先后担任主编。大革命失败后,《向导》在发行了201期后,于1927年7月18日被迫停刊。
  根据形势发展和革命斗争需要,党中央决定继续出版机关刊物。鉴于《新青年》、《向导》等均已停刊,1927年10月22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决定在上海创办新的综合性的中央机关刊物,定名为《布尔塞维克》,由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郑超麟组成编委会,瞿秋白任编委会主任(主编)。按照郑超麟的想法,《布尔塞维克》这个刊物名称“表示中国革命从此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经过紧张筹办,两天后,即10月24日,《布尔塞维克》在上海正式创刊发行。中央决议对该刊的定位是:“《布尔塞维克》报当为建立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思想之机关,当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及一切反动妥协思想之战斗机关。《布尔塞维克》报并且要是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指针——反对帝国主义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领导者,当做工农群众革命行动的前锋。”
  瞿秋白十分重视党对报刊的领导。1927年11月14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设立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由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蔡和森、张太雷、毛泽东、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罗章龙、王若飞等26人组成,瞿秋白兼任总编辑(主任)。在《布尔塞维克》编委会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三人,瞿秋白、罗亦农、任弼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五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张太雷、李立三。1928年7月中共六大之后,编委会进行了调整,包括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李立三、蔡和森、任弼时、邓中夏、刘少奇等37人,囊括了当时中共中央各部委主要领导人和各地方党的主要负责人。
  1928年11月,《红旗》创刊后,《布尔塞维克》从党中央机关的一种综合性刊物转型成为专门的理论性刊物。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下,加上白色恐怖日益加剧,《布尔塞维克》的出版发行愈加困难,常常伪装封面发行。《布尔塞维克》从第2卷第2期(总第30期)后,曾以《少女怀春》、《新时期教授国语书》、《金贵银贱之研究》、《中国古史考》、《平民》、《虹》等封面做掩护出版。尽管如此,《布尔塞维克》还是难以按时定期出版,中间曾几次休刊,由周刊逐步改为半月刊、月刊、双月刊、不定期。
  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谢觉哉等是《布尔塞维克》的作者
  《布尔塞维克》创办时,党面对许多陌生而复杂的问题,需要探索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布尔塞维克》发表了许多理论文章,对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道路问题、路线策略等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谢觉哉等经常在该刊发表文章,文章涉及国内政治、国际状况、职工工运、农民暴动、中国革命问题、马列主义理论问题、地方通讯等。此外还辟有读者之声栏目,内容广泛,成为较有权威的我党中央的理论刊物。
  《布尔塞维克》以大量篇幅宣传党制订的实现土地革命和工农武装暴动的总方针,报道党领导工农群众武装反抗国民党的英勇斗争,总结经验和教训等。还及时刊登了党中央的许多决议、指示和其他重要文件,发表探讨、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理论文章,转载共产国际的有关文献等。成为党的最重要的政治喉舌和宣传舆论阵地。
  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右派一面屠杀共产党人,一面以孙中山信徒自居,继续以“三民主义”蛊惑人心,欺骗民众。瞿秋白在《布尔塞维克》发刊词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已经“背弃他们自己的三民主义”,“将改组后的国民党送终了”;现在“民众多看见的国民党,已经不是从前的革命的国民党,而是屠杀工农民众,压迫革命思想,维持地主资本家剥削,滥发钞票紊乱金融,延长乱祸荼毒民生,屈服甚至于勾结帝国主义的国民党”。他后来还撰文抨击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在国民党清党反共之后”,三民主义被篡改了,“变成反革命的工具”。此时的三民主义,只不过是“反革命政策的金字招牌”,此时的国民党,已经“变成反革命党”。
  《布尔塞维克》积极宣传党的“工农武装暴动”的总方针。瞿秋白等人都曾撰文论述武装斗争的伟大现实意义和胜利前景,指出“工农武装暴动是工农群众的斗争,是要积极建立工农的政权之斗争”。《布尔塞维克》及时地报道了工农武装暴动的经过和组织工农红军、建立革命政权、开展土地斗争的情况。如《八一革命之意义与叶贺军队之失败》一文,称南昌暴动“是历史上伟大的革命事件,是伟大革命史上的最光荣的一页”。关于广州起义,《布尔塞维克》连续出三期特刊,总结了这次起义的经验与教训,歌颂了中国工人阶级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
  《布尔塞维克》特别赞扬了朱毛红军在井冈山的斗争,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影响。《浙南、浙东、赣西革命势力扩展》一文,报道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部队在井冈山地区打击土豪劣绅、建立农民政权、解决土地问题的实际情况。《一个月来各地革命形势》一文,详细报道了朱毛红军发展壮大的状况。这是对毛泽东、朱德领导的这支红军以及所建立革命根据地成绩的肯定,也是向全国各地介绍并推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这种肯定和推广对毛泽东等继续探索“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是一个极大的推动。
  毛泽东是《布尔塞维克》编委之一,多次致函中央,要求中央寄送《布尔塞维克》等书报
  《布尔塞维克》的有些报导虽然受到了“左”倾观点的影响,有的文章仍然带有“左”倾的观点,但对发展工农红军、壮大革命力量、建立工农政权,无疑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毛泽东是《布尔塞维克》编委之一,也是热心读者。他曾经多次致函中央,要求中央寄送《布尔塞维克》(即下文所说的布报)等书报。他说:“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请垫付,寄付地点。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毛泽东非常喜欢读《布尔塞维克》等党报党刊,获取了很多有益的信息和养分。他在认真总结和分析井冈山根据地以及广东海陆丰、湖北黄安、湘南、湘东醛陵等地“工农武装割据”经验教训基础上,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精辟回答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能够存在发展的条件,系统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论述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关系,最终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理论。
  《布尔塞维克》在宣传方面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有力地揭示了国民党政权的阶级实质,更好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二是有效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方针,包括对“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的宣传,对八一南昌起义开启的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阐述,以及对工农武装割据经验的肯定等;三是对国民党改组派、人权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取消派进行坚决的揭露与斗争,分析他们的阶级本质,批判他们的政治观点,指出他们的反动作用,对全党识别这些派别的政治面貌,肃清他们的反动影响,起到了积极作用。
 
    作者:何立波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