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三时，沪上各界人士在龙华殡仪馆痛别因白血病过早离世的作家程乃珊女士。

　　程乃珊为众多读者所熟悉和喜爱。记者看到，仪式开始前，自发前来送行的读者队伍已延亘至大厅外围十几米，而筹备方准备的五百余枝素色康乃馨早已被领取一空。不少后来者便从装点大厅的花饰中折取一朵铃兰，甚至一片翠叶，代表自己的心意，轻轻放在作家的身边。

　　送别人群的最前头，是满头银发的著名艺术家秦怡女士，她的亲自到场引起大厅内一阵不小的轰动。

　　“听说乃珊去世两个小时前还在说，她一定能好起来……但却就这样走了，使我们很难过。”稍微平复片刻情绪后，秦怡女士在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宋妍的陪伴下步出大厅，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为何不顾高龄亲自出席一位后辈的追悼会，秦怡说：“我和程乃珊并不是熟得不得了，但我们很早就认识，每次见面都很愉快。她的作品我看了好些。乃珊是特别能够写上海的一位作家。她对上海的感情很特别，相关的各种各样问题，她是非常钻研的。我们上影厂有时候要拍有关上海的片子，都请她来指导。”

　　秦怡回忆起和程乃珊最后一次通话，是在去年，当时她暂时出院休养。秦怡至今清晰记得乃珊那标志性的欢快的语调——“我好了我好了，我现在已经又在写东西了”。“我一直不懂，乃珊这个年纪怎么会得白血病？后来我想，她的病一定是拼命地做事，才会（生）出来的。她对写作是爱如命，不管自己身体怎么样，你看她那眼睛已经近视成那样，还是一天到晚不离书本。”

　　“现在她走了，但她热爱一个事业不顾一切的精神，我们不会忘，我们会永远记住她。”

　　在程乃珊留下的遗物中，有一件十分特殊，那是一支笔尖秃掉的钢笔。它是作家勤奋与才华的见证。这是一支美国产的“犀飞利”（Sheaffer）牌钢笔。严先生说，《蓝屋》等成名作就是用这支“犀飞利”写出来的。大概是使用了太多时间，笔尖竟在一次书写中断落了。

　　回忆爱妻，严先生说：“她什么事情都马虎，但写文章一点不马虎。很多人问写小说累不累，她说一点不累，写作最开心，最自由了。”

　　程乃珊有近2000度的高度近视，因为嫌镜片太重，配了一副1600度的近视眼镜，有时在外面看不清熟人的面孔。但这个“看不清”的习惯某种程度上可能也害了程乃珊。严先生沉痛地说，现在回忆起来，程乃珊每天看大量的报纸杂志，因眼镜度数浅而将印刷品凑得很近，相当于“嗅入”了大量油墨。

　　最后遗作感叹“美味的咖啡”是用爱和生命烹制而成

　　女儿严洁含泪对记者说，母亲曾开玩笑地设计过自己的晚年，“她说等到牙齿都掉光了，就到老人院去，给那里的老头老太讲文学、讲写作吧”。母亲还一直打算和父亲一起乘邮轮环游世界，却没有时间去实现这个心愿，因为“她总是把写作放在最前面”。

　　严先生告诉记者，从程乃珊生病（2011年12月16日）以来到去世（2013年4月22日），尽管身体一再地衰弱下去，但竟然不能阻止她“喷发”式地写作了十几万字。她在七八家刊物上开设了专栏，几乎坚持写到最后。“原来她打算如果身体可以，开始写家族史的记忆整理，一个月写一篇1万字左右的专栏文章给《上海文学》，12个月写12篇，配上照片，出一本新书，名字都想好了，叫《好人家》。”她最终完成了其中的3篇。严先生透露，在程乃珊生命的最后阶段，她的写作是靠口述完成的。3月底，程乃珊完成了她最后一篇散文的写作，那是为了给著名翻译家朱曾汶先生庆祝90岁生日而写的《用生命烹制而成的咖啡》，花了一个小时时间，程乃珊闭着眼睛口述，丈夫笔录而成，录毕一看，几乎不用什么改动，“我表扬她，看不出你还有这个本事啊。”

　　在这篇最后的作品中，程乃珊写道，“烧得一手好咖啡靠的不是技巧，而是一份对咖啡的切身感受，对人生的一份醇厚的体验”，“首先不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他终于尝到了自己穷一辈子的经历不舍不弃，用爱和生命烹调而成的美味的咖啡。”这似乎也是煮得一手好咖啡（作家王周生语）的程乃珊之自我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