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关注和扶植上海年轻作家为目标的“上海青年创作会议”，由一系列对谈、论坛和研讨会组成，今年举办的是第二届。在“作家对谈系列”单元，昨日在上海作协开始了第一场，由作家陈丹燕和资深文学编辑曹元勇对话，作家孙甘露主持，他们的对话集中在上海作家如何书写上海历史与现实。“作家对谈系列”在5、6月间共有4场，昨天是第一场，后面3场对话均由年轻作家进行。　

　　上海的作家有什么特点？陈丹燕昨天一上来就谈论了这个话题，她说：“我觉得上海的作家其实都蛮安静的，没什么大张旗鼓，没什么很大的声音。”上海作家怎么写上海？写了20多年上海人和物的陈丹燕，去年用非虚构的方式写了《成为和平饭店》，无论是这部《成为和平饭店》还是她之前的作品，陈丹燕说，“我只想告诉你真的事情。”但同时她要写出和历史学家笔下历史不同的东西。

　　但在曹元勇看来，仅仅是写真相，对文学来说要求还不是最高层次，“因为文学有它的优势和有趣的地方。”

　　曹元勇谈到，无论伦敦和巴黎，从某种意义上也是文学的城市，因为几百年来无数的作家在写它们，这两座城市的每个街角都可能跟某一个作家或者某部作品有关，“那么上海是否也是文学的城市？现在还不完全是，关于上海的写作还可以更丰富。巴黎不是靠一个人，两个人或者某一个大作家而成为文学城市，上海真的是需要这种多方位的，多文体的写作。”

　　但陈丹燕认为，上海的文学跟写伦敦的文学作品，它们所处的文学环境还是有很大差异，“上海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城市，如果你寻源的话，它跟西安、北京这样的传统城市没有什么渊源，如果换一个角度，它反而跟孟买，新加坡、香港这些城市的渊源非常明显。”与此同时，在陈丹燕看来，上海是真的有故事的城市，“这个故事，因为你站的角度不同会呈现完全不同的面貌。上海最大好处是包容性，你在上海生活久了，别人跟你不一样没有关系，如果没有包容,上海就死掉了。”

　　1990年代以来，关于上海的写作曾出现过热潮，作为昨天活动主持人的孙甘露把“上海热”的1990年代称为怀旧时期，关于上海总是把它和张爱玲、咖啡馆等其他符号联系在一起，“我们经历了某一个时期，上海的某些东西从那时开始停顿下来，所以在1990年代，上海怀旧热的出现是有一些原因的。”

　　但孙甘露同时认为，即使在那个时候他对这种怀旧的写作还是持有自己的看法。相比较于怀旧，他更倾向于“更有活力、更复杂、更矛盾重重的未来上海”。走过那个怀旧年代之后，现代人已经没有时间去怀旧了，“今天的生活，把所有人像搅拌机搅在里面，每代人有自己的东西。”而就这点来说，孙甘露认为：“上海的文学尤其是小说，对这样一个时代的描述是不充分的。”

　　陈丹燕、孙甘露、王安忆以及今年刚刚过世的赵长天等，这些作家都成长于1980年代，他们书写上海30年，用文字在文学世界里重建了一个上海，那么现在的年轻上海作家是否还能继续他们的工程？

　　作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资深编辑曹元勇首先提到了一位“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作家金宇澄，他这部关于1949年以后上海社会生活的《繁花》从去年底开始一直是文学界的话题。很多人误以为金宇澄是位年轻的新人，事实上他从1980年代就开始写作，与孙甘露几乎同时出道，只是后来中断写作近20年。像金宇澄这样的作家，在上海可能还有不少。这些很早从事写作，又很早中断写作的作家，他们对上海的书写同样是值得期待的。而到了年轻作家那里，曹元勇说，每个时代的作家都有自己的语言、现实的境遇和不同的读者，“关键是他们的写作能否更大程度上引起新生代的共鸣。”

　　陈丹燕谈到现在年轻作家写作的不易，“他们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整个社会没有那么多物质化，你可以静下心追求你想的东西。”而她能做的则是去帮助年轻作家，“如果我们同城作家都不互相帮助和鼓励，你别想得到别人的帮助。这种鼓励和帮助是非常必要的。我看过很多比我年轻的作家作品，听他们说文学，真的是挺可贵的。”

 

作者：石剑峰　　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