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是什么？经典就是我们谈论得很多，而阅读得很少的书（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语）。去年9月，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长篇巨著《芬尼根的守灵夜》（第一卷）中译本首发，吸引了无数媒体和读者的关注。这本书经历了怎样的阅读过程？5月26日下午，该书译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戴从容、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在长宁区图书馆再谈《芬尼根的守灵夜》的中文译介。

　　1939年，《芬尼根的守灵夜》于伦敦和纽约两地同时出版。第二年，新文学作家、书话家叶灵凤就在香港撰文介绍此书，他虽然没能完全看懂此书，但他觉得这本书很重要，中国读者应该知道这本书的名字。在一篇名为《乔伊斯的守尸礼——关于他的〈芬尼根斯·魏克〉》的文章中，叶灵凤援引英美评论家的意见，认为“《优力栖斯》（编者注：即《尤利西斯》）是一般读者所能阅读的一部作品，虽然其中也有许多不能理解的新字”，而此书“却不是一般所能阅读的作品。除了乔伊斯本人以外，恐怕没有谁能懂得其中每一个单字的意义。事实上，恐怕没有谁曾将这部书从头至尾读过一遍的”。这或许是中国第一篇评介此书的文字。

　　叶灵凤在文章中谈及乔伊斯的两大贡献：第一，从现代文学的写作技巧上说，没有人的影响能超过乔伊斯，他的影响甚至远超英语世界。第二，乔伊斯是对传统的小说形式和手法表示不满的第一人，他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能真实地表现现代人紧张的生活和复杂的心理”。在这样的基础上，叶灵凤认为《尤利西斯》是很成功的，但是《芬尼根的守灵夜》走得太远了，“乔伊斯已经抛弃了读者，潜入了更深的自己的世界”。

　　同年10月，诗人吴兴华也在上海写了《菲尼根的醒来》（当时译名），刊登在《西洋文学》上，得出了与叶灵凤截然不同的结论。他认为，乔伊斯在书中“尽量地利用他所知道的各国文字（我听人说，连爱斯基摩文都在内）来改造、分裂英国固有的文字”，因此尽管难读，《菲尼根的醒来》在语言的丰富性和音乐性上远远超过了《尤利西斯》，“它是苦思及劳作加上绝顶的天才的产生品”，而“绝不是如一般人所想的那样疯狂或怪诞”。

　　此后，我国对爱尔兰文学的译介并不多。陈子善说；“整个1949-1979年，只有一本《格雷戈里夫人节选》，而当时王尔德和萧伯纳还被当做英国文学。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开始大规模介绍乔伊斯。”有一年他去北京看望萧乾夫妇，彼时他们俩正在一起翻译《尤利西斯》。陈子善发现他们的房间乱得不得了，书房的很多抽屉都是半开的，座椅之间拉着绳子，上面挂着很多小纸片。他问萧乾这是为何，萧乾说，“书中还有好些词怎么译，我还要再琢磨，就把它们都挂出来。”

　　《芬尼根的守灵夜》在爱尔兰中心首发时，爱尔兰大使曾说过一句话，“我们爱尔兰是个小地方，只剩下文学和啤酒了。”爱尔兰文学的成就超出大部分人的想象。王尔德、萧伯纳、叶芝、贝克特……这些如雷贯耳、曾被大部分读者误以为是英国作家的名字，其实都是爱尔兰的荣耀。

　　戴从容认为，爱尔兰之盛产文学，其强大的探索性与反叛性的文化传统是重要原因之一。在《芬尼根的守灵夜》序言里，乔伊斯追溯了他的祖先，那个在山野之间率领绿林好汉充当雇佣军的流亡者。而他的父亲，曾是政府官员，也是酒吧里的明星，酗酒、飙高音、讲笑话。“这是典型的爱尔兰人，乔伊斯骨子里受他父亲影响很大。”乔伊斯一生的创作过程顺应了爱尔兰的文化传统，也就是极度渴望自由的内心与外界强大的束缚在搏斗，在厮杀，最终获得解放的过程。在《都柏林人》和《青年艺术家画像》的阶段，乔伊斯只是在思想和主题上离开了主流，到了《尤利西斯》，他创造出了独特的表达方式，最终在《芬尼根的守灵夜》，他在哲学上走入了自己的世界，真正自由。

　　“作为文学家，乔伊斯对语言对人心灵的束缚非常敏感。他注意到人的自由在心灵，因此对心灵极其关注。他的探索是与当时人们习惯的叙述方式在对话，因此后来大家会读不懂他的作品。这是他对爱尔兰文化认同的体现。”

　　乔伊斯在都柏林读完大学后，去了意大利教书，之后定居巴黎，余生中除了间断地回去了几次，再也没有回过都柏林。但他的一生却都在书写那个令他魂牵梦绕的爱尔兰。“作家以什么样的精神和自己的民族结合？”戴从容认为乔伊斯就是很好的例子。她对早报记者说，一个艺术家要想真正影响他的民族，并不在于响应即时的民族主义号召，而是要“能够锻造出民族的良心”。“比如当时爱尔兰内战混乱，乔伊斯却没有回去，他远离祖国各种政治力量的裹挟，自由地写作，反而为爱尔兰留下了更宝贵的东西。”

　　《芬尼根的守灵夜》无疑是一本难读的书。在第一章，乔伊斯就恶作剧般生造出用100个字母拼成的“雷击”一词，用以模拟雷声不断。这100个字母，由10多种“雷”词组成，包括日语与印度斯坦语，每种雷声都有其时代背景。书中一半词语由作者自造，且这些自造词的词源与近50种语言有关。

　　还有该书彻底背离传统小说情节和人物构造的方式，用戴从容的话来形容，就是极其啰嗦、时常跑题。书中夹杂有约1000首歌曲，包括歌剧选段、流行歌曲、民歌，甚至穿插进广告。因此，关于《芬尼根的守灵夜》，从始至终都有一个避不开的问题，那就是如何阅读。从这个问题引开去，戴从容与陈子善也与大家谈了谈小说的叙述模式、流派等问题。戴从容说，在1904年《都柏林人》出版时，当时就有很多评论说看不懂，那些号称“看懂了的”人很多也在误读。

　　几十年过去之后，《芬尼根的守灵夜》已经被大家解读出一大半了，直到今天，在都柏林三一学院、乔伊斯博物馆等地方，依然有《芬尼根的守灵夜》读书小组，大家每周聚会一次，一页一页拿出来读，一页一页分析。而且很多乔学家都非常慷慨，他们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挂在网上，毫无保留。

　　“我能翻译出来是因为我一直站在其他人的肩膀上，”戴从容说，“我的解读汇聚了很多人的智慧。”自从《芬尼根的守灵夜》问世以来，有不少英美学者做了大量的基本工作，花费很多精力做索引的点点滴滴的工作，比如编《芬尼根的守灵夜德语词典》、《芬尼根的守灵夜人名索引》等等。戴从容认为，“如果没有这些研究，今天的解读完全不可能。”

　　1914年，乔伊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出版，评论普遍认为比《都柏林人》更难读。“但是现在，我们去阅读这两本书几乎没有任何问题了”，戴从容说，文学是被人改变的，“需要有一批走在前面的人，他们会改变一些传统的东西。”陈子善说：“20世纪，文学创作有两条主线，一条是还在讲故事的现实主义，一条是意识流的现代主义。这两条创作的主潮就像有轨电车的两条轨道，并行着更稳当，不必强求哪一条向另一条靠拢。现代主义小说出现最大的功能，就是给小说指明了新的可能性。”

　　关于这部天书的讨论仍在继续，据了解，在今年8月的上海书展上，主办方将邀请全世界主要的“乔学家”，参加《芬尼根的守灵夜》的研讨会。

 

作者：郑依菁　　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