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易中天新作《斯文》由北京理想国策划，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书中易中天围绕“文人”一词的诞生，展开议论。他认为，把作家、学者、媒体人、知识分子等等，都简称或统称为“文人”，实在很扯淡，也很糊涂。他指出，文人从来就不是“荣誉称号”，文人作为“类型”，有特定的含义，并不等于“文字工作者”或“文化工作者”。

　　“文人”俗称“笔杆子”

　　什么是“文人”？在易中天看来，文人是士人的变体，但其中不包括艺人。艺人在古代，多由“贱人”充任。社会地位与士人不可同日而语。士在春秋战国，是最低一等的贵族。他们没有封建领地，但有学问本事，或一技之长。其中，有文化的是“文士”，有武艺的是“武士”。这是最早的分野。但这是“分工”，不是“分类”。文士和武士，都要靠自己的本事找饭吃。这就跟后来所谓“知识分子”一样，也是“毛”，必须依附在一张“皮”上。不过那时皮很多，毛也值钱。

　　但从秦汉开始，士就不自由了。因为这时，“皮”只剩下一张，就是皇帝，或皇权。出路也基本上只有一条，就是“读书做官”，由士而大夫，所以叫“士大夫”。然而皇帝或皇家，不但要有人帮忙，还要有人帮腔、帮闲，甚至帮凶。歌功颂德是帮腔，吟风弄月是帮闲，罗织罪名，上纲上线则是帮凶。帮腔和帮闲成了“文人”的“本职工作”。于是所谓俗称“笔杆子”的“文人”，便应运而生。

　　诗人“我要写”文人“要我写”

　　易中天在书中进一步分析，作为帮腔和帮闲的“文人”也有等级或品级。高级的舞文弄墨，中级的插科打诨，低级的溜须拍马。但无论哪种，都是“御用”，御用也分“在岗”和“待岗”之别。为了实现“上书房行走”的目的，文人的面孔也多样化，如“文丑”、“文痞”、“文贼”、“文匪”，甚至“斯文扫地，泼妇骂街”。因此，秦汉以后士人就分化了，产生出各种类型。其中，学人和诗人是“正变”，文人是“异变”，哲人是“异数”。

　　“弄清了什么是诗人，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文人。”与诗人相比，易中天认为，诗人是“我要写”，文人是“要我写”。在易中天眼里，“真正的诗人，一定有真情感，也一定有真才华。这种才华，往往是天赋；他们的情感，则发自内心。文人呢？才也是有的，情就靠不住了。”他甚至调侃:“文人就像‘应召女郎’，必须‘召之即来，来之能干’。”至于情感是否真实，“那就讲不得了”。

　　士人阳刚，文人阴柔

　　谈到文人的气质，易中天认为，士人的气质总体上是阳刚，文人总体上则是阴柔。他举例，鲁迅是士人；胡适是学人；萧军是士人；郭沫若是诗人兼学人兼文人。所以鲁迅最喜欢萧军，跟胡适和郭沫若就不大搞得来。他说文人之气是酸气。酸是文人特有的味道，为何？因为献媚邀宠，争风吃醋，患得患失。文人最想的是名扬天下，最怕的是失宠落单。士人有担当，文人是担待，担当是对天下，担待则是对领导的，担当是自觉的，担待则是无奈的。

　　为何如此推崇士人，贬低文人？易中天认为，是因为士人有坚守。而文人则只有姿态，没有立场；只讲表情，不讲实情。他感到有趣的是，“不少自命清高的，摄像机前一站，就自动变成文人。文人传统就像某种气息，弥漫于空间，渗透于骨血，其中奥秘值得深思”。

 

作者：蔡 震　　来源：扬子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