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惠芬：1961年生于辽宁庄河。曾当过农民、工人、编辑，现为辽宁文学院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小说集《孙惠芬的世界》、《伤痛城市》、《城乡之间》、《民工》、《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岸边的蜻蜓》、《歌者》、《赢吻》、《致无尽关系》、《歇马七日》、《孙惠芬乡村小说选》，长篇散文《街与道的宗教》，长篇小说《歇马山庄》、《上塘书》、《吉宽的马车》、《秉德女人》、《生死十日谈》等。曾获多种文学奖项。长篇小说《歇马山庄》获辽宁第四届曹雪芹长篇小说奖，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长篇小说《吉宽的马车》获第三届中国女性文学奖。中篇小说《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曾获辽宁省优秀专家称号。部分作品介译海外。现居大连。

　　2004年的大连文学是个丰年，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优秀中篇小说奖。素素也获了同年的鲁迅文学奖，散文的。这在大连的历史上是首次吧。然而耕耘的日子很久了，《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写于2001年，发表于2002年。到这时候，孙惠芬为文学创作已经疯魔了20多年。

　　文学之中有故事，但文学创作的故事其实是枯燥的，我们更应关注的，是文学的意味，和作家的内心。于是，近日记者访谈孙惠芬的时候，她提议用电子邮件，这样可以谈得更深入些。感谢这个好主意。

　　小说最初题目叫《两个人》

　　记者：孙老师，《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最初发表在2002年《人民文学》第1期上，您是什么时候脱稿的？写作过程顺利吗？

　　孙惠芬：小说写于2001年夏天，那时候刚写完小说《民工》，讲述的是一对父子在城里打工的故事，写完后就想，男人们在城里打工，那么他们身后的女人们呢？于是就构思了两个女人的故事。整个写作非常顺利，只用了十几天。小说最初题目叫《两个人》，投到《人民文学》，很快收到回信，当时做副主编的李敬泽先生给予小说很高的评价，可他觉得《两个人》这个题目不是很好，要我改成《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我坚持过，但最终还是被他说服。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认可改后的题目，因为是它，让我更加坚定了把“歇马山庄”当作小说创作精神故乡的方向。我后来的大多小说，都用了“歇马山庄”这个地名。小说发表后，和之前发表的《民工》一样，受到广泛好评，在同年，两部作品被一家影视公司同时买去版权，改编成电视剧《民工》在央视一套播出，剧中两个女人的形象，居然和我写作时脑中的想象非常像。

　　记者：写作的时候，您离开庄河那片土地已经有些年头了，创作前还特意回故乡体验过生活或者采访过吗？

　　孙惠芬：自从离开庄河，我每一年都要回乡，到北部山区去走去转。现实的乡村每一刻都在发生变化，每一刻都在远离记忆的乡村，不深入其中，你很难感知情感的脉搏和温度。

　　记者：据我所知，老师的创作心态十分虔诚，为着呵护创作情绪，并不轻易碰触心中的题材，当初写作这篇《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时也是这样吗？怀着一种喜悦而不肯让人知道的那种感觉？

　　孙惠芬：作品是在心里头养大的，养一部作品，得有相当沉静的心态。就像一个潜水员，你不潜入海底，很难看到深水里的海洋世界。而要想潜入到写作的深层，就需要屏弃诸多外来干扰。所谓呵护创作情绪，不是向外，而是向内，沉到生命底部，在最宁静的状态中积聚爆发力。你所说的那种“喜悦而不让人知道的感觉”，其实就是为了在宁静中积聚爆发力。

　　任何友谊都以伤害自由为代价

　　记者：小说中的成子媳妇李平和柱子媳妇潘桃，都有生活原型吗？

　　孙惠芬：没有原型。塑造这样两个女人，遵循的是女人的情感逻辑，人性的逻辑。

　　记者：这篇小说的主题比较开放，以我的判断，是写人性的孤独的，当然主要写女性对友谊的渴望。可是人毕竟本质上又是孤独的，再伟大的友谊，也禁不起长久的亲密无间，因为那是对隐私和自由的伤害。不知我这么理解对不对？

　　孙惠芬：你说的非常好！任何友谊都以伤害自由为代价。每一个个体都是孤独的，孤独的个体无一不渴望友谊，这就是所谓情感的逻辑、人性的逻辑。孤独所表达的是人的精神生活，在人的精神世界，无论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作为留守乡村的女人们，她们因为人在天高地远的乡下，因为生活世界的封闭和狭小，对交流的渴望会被无限放大，因此，当有一天生活回到了冷峻的现实，伤害也就在所难免地带有时代的痕迹。《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揭示的是乡村女人在严峻的时代环境下面临的精神困境。

　　记者：您对女性内心的剖析可谓深刻至极，两个新媳妇由相互嫉妒、相互羡慕发展成相互爱慕，相互温暖，最后又不禁由嫉妒而发展到伤害，可是回过头来，又为这个伤害而懊悔。在您看来，嫉妒是女人的第一天性吗？她们最终的懊悔和同情，是否又在说明女人天生是善良的？

　　孙惠芬：女人是情感动物，忘记哪位大师说过，女人天然偏精神性，男人天然偏动物性。“天然”有着丰富而细腻的情感世界的女人们，嫉妒可能是最逃不过的一种情感，我在小说最后写到懊悔，其实是想写出女人对超越自己的渴望。可是一个悖论就是：但凡是人性，就无法超越，但凡超越了，就不再是人性。面对人的孤独、脆弱、嫉妒、忧伤，作家惟一需要的是悲悯，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直抵人的存在。

　　虚荣有时候有可能生成尊严

　　记者：在您看来，两个新媳妇之间的嫉妒、爱慕，是虚荣的成分大一些，还是人类寻求自我超越的成分大一些？或者这根本就是一回事——虚荣是寻求超越的动力？

　　孙惠芬：虚荣也是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可以说，虚荣有时候有可能生成尊严。人的精神生活，绝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它们甚至不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而是一堆麻绳，扯不断理还乱。这乱，可以说是世俗生活中最闪光的地方，因为那里深藏着人类情感的全部秘密。去梳理，去呈现，就是想通过文字，深入人类情感最深的海洋。

　　一直在逃离

　　可一直在用写作的方式回到乡村

　　记者：有人说，作家写来写去其实是写自己，读者应该在这篇小说中，多大成分地揣测您的生活和审美？

　　孙惠芬：所谓作家写的都是自己，是说作家的思想境界决定了作品的境界。但这个境界，绝不是指道德，绝不是简单的道德评判。“文学是一种生命现象，人的全部奥秘都在其中呈现”，评判作品和作家，看的是，你揭示繁复复杂人性世界的纬度到底有多大，看你发现人生的奥秘、人性的奥秘到底有多深。至于读者能在小说中如何揣测我的生活和审美，我无法知道。

　　记者：您在作品中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村庄的原生态生活的琐碎和隐秘以及独特，这种展示是有意识的吗？这种展示是否因为您离开了那里而变得更为自觉？就好比“在巴黎比在布拉格更布拉格”？

　　孙惠芬：我曾在许多文章里说过，我喜欢写心灵的历史，写心灵瞬间的跌宕起伏和变化，可是，在心灵外面，还有一个更加广大的自然世界，那就是我小说无法逃离的乡村世界。多年来，我一直在逃离乡村，可是我一直在用写作的方式，回到我的乡村。对于这个乡村，我有深入骨髓的记忆，在那记忆里边，你所说的琐碎、隐秘和独特，永恒不变，不但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我笔下，它几乎成了一种下意识。也就是说，身体上走的越远，精神上就离的越近。

　　记者：听说老师刚刚出版了一部纪实作品《生死十日谈》，是研究农村自杀问题的，这本书完全是纪实吗？

　　孙惠芬：2011年秋天，我随大连医科大学医学心理学教授贾树华带领的“农村自杀行为的家庭影响评估与干预研究”课题组下乡，采访了一些自杀故事，写了一部《生死十日谈》。作品出版，接受媒体采访，大家都在关心这个问题，小说到底是非虚构还是虚构。在今年4月27号，由中国作家协会、人民文学杂志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三家联合在北京召开的研讨会上，小说的文体也引起了评论家们的争论。有人认为，田园调查的方式是报告文学作家常用的一种方式，通过行走，一个一个的采访搜集这些个体的故事，还原自杀的真相和经过，是报告文学写作的一个方法；有人认为，这就应该是一部小说，是作者在对小说文体进行的一次革命，勇于把非虚构的写作融入到小说中间，给小说呈现世界提供新的可能性。如果把它看成是非虚构或者报告文学，就涉及到一个写作伦理问题：报告文学和非虚构强调真实性，而小说强调的是故事的虚构性，故事有大量的虚构就一定是小说了。但更多的人认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本身给人带来的震撼，是通过作家的书写，使得农村习以为常的事情袒露出真实的质地和内容，让读者读后不能释怀，看到农民生活中很深的、很慢性的、长期在那里溃烂的这么一个伤口。它涉及了值得我们严肃对待和深思的农民的精神问题。

　　对我个人而言，最初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想法：运用访谈这样一个线索，营造访谈的现场，造成一个非虚构的阅读场，让读者更贴近一种感受。应该说，在这部作品里，故事和人物大多都有原型，但灵魂和血肉都是虚构的。把看到的和听到的故事进行整合，对人物进行塑造，在建立一个现实世界时，我其实企图将读者带到另一个我的世界，我要表达的世界。

　　记者：老师还有什么创作计划？关于女性生活及心理的作品还有在计划中的吗？

　　孙惠芬：有一部长篇小说的计划，依然是写乡村，但不仅仅是写女性。大概秋天之后才能动笔。

 

作者：张明春　　来源：大连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