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作家王安忆在“文革”的时候曾插队安徽，30年后，她方才写下《蚌埠》，里面写道：“我们从来不会追究我们所生活的地方的历史。我们追究历史的地方，总是那些与我们无关的，比如旅游地，或者某一处偶然的途经之地。”插队的地方尚且如此，她所居住几十年的城市——上海对她来说，就更加难以追溯了。她说：“现实生活占据了我们的注意力，所有理论性质的概念和历史就都显得虚无了，因而上海难以描述。”

　　更令人意外的是，作为一个旁人眼中标标准准的上海女作家，王安忆本人对上海和上海人并谈不上“喜爱”，甚至有几分排斥，她几乎从不说上海话，也说得并不地道。她之所以选择以上海来书写，是因为走上职业作家的道路后，必须选择一个自己最熟悉的地方。昨天，王安忆在复旦大学“沪台大学生暑期嘉年华活动”的讲座上分享了她的“上海经　验”，谈她对上海是如何从感性认识走向更深层次的理性认识的。

　　王安忆幼年来到上海后，跟着母亲住进了淮海中路的一条新式里弄，生活了19年。新式里弄是钢窗蜡地，前门是院子，后门是后弄厨房。弄堂有前后两排房子，总共十幢，前排是单开间，后排是双开间，两大一小。而王安忆的母亲却选择了双开间中的一大一小，“生生地把独立完整的一套（房子）拆散了”。

　　王安忆认为，这是她的母亲对上海的建筑结构和生活方式略有隔阂。母亲茹志鹃是作家，王安忆的父母都是南下干部，由解放军南京军区转业来到上海。“她的性格就是要自由、有盲目的理想，对上海的纸醉金迷有批判，也有羡慕。”他们一家生活优裕，却不谙老上海人的种种优雅规矩。“我母亲对周围人的看法很复杂，他们对我们家的看法也很复杂。他们觉得我爸妈比较懂党的政策，所以遇到退休什么的问题会来我们家咨询。”这种新市民形象，与弄堂里的摩登青年、旧上海的大户人家格格不入。而王安忆便是从这群弄堂邻里们身上，建立了对上海最初的印象。

　　王安忆最先回忆起的是她这幢楼三楼的一户人家。“他们是房子里最老最稳定的住户，唯一一户住整套房间的。他们是真正的上海市民，做过大户人家的仆人，因此眼界很大的。”王安忆记得他们家的公公，出门拿stick（拐杖）、抽雪茄，和蔼却威严地和其他人保持距离。他们家的外婆，“始终保持中产阶层的姿态，看不起我们这种新市民，却总是跑下楼来指导我们的生活，看我们家具也不对，吃的也不对，告诉我们吃西餐不叫吃西餐，叫‘吃大餐’。”王安忆说，“她把我们带入到一个新的世界。”

　　另一户医生家的保姆，也让她印象深刻。“她是单独开伙的，吃的要比她的东家还精致，用自己的碗，自己慢慢地在厨房里享用。”即便是王安忆自己家的保姆，也与家中的文化并不兼容。“我们让她叫我爸妈茹同志和王同志，她怎么都不肯，坚持叫先生、师母，我爸妈为此很纠结，觉得这样叫好像马上就要堕落了。我们都是被保姆挑剔，被保姆培养的。”

　　“文革”中要强的上海人

　　“文革”来临，新式里弄中的生活也受到了冲击。而首先受到冲击的，是那些衣着精致的摩登男女。“北京的‘文革’可能更偏向官位等级，而上海的‘文革’一上来就带有贫富的偏见。在街上看到谁穿得最好看，就先把你衣服剪了，高跟鞋脱了。想想很滑稽，那时候满街都是三轮车，因为穿得狼狈，只能坐车回家。”

　　王安忆家弄底做医生的那一家，便遭到了这种待遇。老先生是沪上小有名望的儿科医生，拥有西学背景，为人谨慎，但是他的儿女却高调骄傲，一个个长得漂亮，穿着时髦。“尤其是老大，老大是同济大学建筑系的，还会吹大号，气焰很高。我们弄堂里第一个被剪裤腿、脱皮鞋的人就是他。有一天他赤着脚，拎着鞋走过弄堂，几个野蛮小鬼在身后起哄，但就是这种时候，他还气焰不减，很有骨气地和小孩子对骂，后来他们都退回去了。”

　　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女人，常常不循规矩，自由开放而充满危险。她心中的上海女人，则是有一股子硬气的，“否则你就对付不了这个城市里的人和事情”。在王安忆家隔壁一幢楼的三层楼，老先生是协大祥绸布行主，老太太是浦东本地人，带着一男二女住在弄堂里，长媳便是让王安忆深深佩服的上海女人。“这家媳妇看起来很年轻很漂亮，后来听说她是一个舞厅的舞女，长子在她19岁的时候就娶了她，但是家里一直不允许她进门，直到她生下第二个女儿。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在‘文革’全家都瘫痪的时候主持了家里的事情。”王安忆记得，他们家有一次进驻了整整一周的红卫兵，“我从后弄厨房走过，看见她正在淘米，旁边两个红卫兵在问话，这种情况下她还正常地准备一日三餐，谈话的时候那么淡定，穿着干净，这种勇气让我惊讶。”而事实上在那一周，因为红卫兵的存在，整条弄堂都笼罩着沉闷和恐惧的空气。“红卫兵随时能去他们家抄家，她听说他们喜欢把墨水往床单上泼，就把墨水倒光，易碎的东西自己包起来贴好封条，集邮册之类的就寄放到我们家来。紧张的气氛下她仍然平和地操持日常生活，她还每天一早买菜，买菜回去路上打一缸淡豆浆回家慢慢喝。这就是上海女人的强。”

　　王安忆说，这些个人经验限制了我对上海的理解，使得我对上海的理解只有感性。在她的印象中，上海的阿婆总是有几分势利眼，街上弥漫着消费主义的味道，而弄堂里流传的故事永远是市井八卦。“有一次我听邻居讲了个市井气的故事，很多年后才发现，她讲的是《远大前程》，上海人就是有这种能力。”这样的上海令王安忆多少有些排斥，何况在她心中上海方言也“难登大雅之堂”。然而当她选择做一个职业作家，她最熟悉、最有书写欲望的，依旧是上海。

　　寻根运动使王安忆对上海的认识发生了转变。“我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回上海，对自己的写作很怀疑，回来正好碰到寻根运动，很激动。”1980年代，曾经的一批知青文学作家已经度过了不满情绪的宣泄期，在对社会和历史形态的反思之外，开始进一步思考更深层次的文化命题。山西作家郑义骑着自行车沿黄河而下，韩少功发表《文学的“根”》，阿城在一座破房子中组织聚会，作家们纷纷寻找自己的文化根源。王安忆1970年去安徽插队，1972年考入徐州文工团，却对这两个地方并不熟悉，她想到能寻根的地方，就是“我所生活的地方，上海”。

　　1982年或是1983年，那个夏天，王安忆闷头于图书馆和藏书楼，从一位老先生那里开来一张书单。书单上有《同治上海县志》、《报国上海县志》、《上海市大观》、《上海轮廓》、《上海通志馆期刊》、《上海研究资料汇编》、《上海旧话》、《上海闲话》、《上海生活》。面对庞杂的资料，王安忆一时无从下手，而那些书也并未能给她提供太多信息。

　　“这些东西没有使我更了解这座城市，反而将我与它隔远了。”而这种疏离感，渐渐使王安忆对上海有了几分好感。从某个时刻开始，“上海”在王安忆的笔下渐渐清晰了起来。

　　王安忆将自己的上海写作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80年写的短篇小说《雨，沙沙沙》。这个故事讲一个小姑娘，没有决定和谁谈恋爱，在一个下雨的晚上，有个男孩让她坐上自行车，披上雨披，载着她回家。“那是一个很纯洁的故事，有转瞬即逝的触动，故事发生在延安路上，夜晚的灯光造成奇异瑰丽的场景，那是青春的背景。但是我完全虚化了上海的形象，在这个阶段，上海是故事的背景。”

　　第二个阶段是《流逝》、《阿跷传略》。“这个时候我觉得上海已经比较清晰了，这个城市的外观及面貌慢慢清楚，到了《好婆及李同志》的时候我就更有意识了。《流逝》写资本家的少奶奶，在‘文革’的艰苦岁月中发现了自己的价值，不仅要相夫教子，还要主持家政，后来‘文革’结束了她反而不习惯了。”彼时，上海的话题还没有浮现，但那是王安忆作品中第一次出现上海人和上海人家。而在《好婆及李同志》中，她已经开始关注上海的新移民，“李同志是一个‘占领者’，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姿态进入上海。”

　　寻根运动后，王安忆并没有直接书写上海，而是先写了以“文革”为背景的《小鲍庄》。但是她与上海的关系已经一步步深入，直到后来写出众人皆知的《长恨歌》。此后还有《富萍》，处理的已不是风花雪月、美人迟暮的老上海故事，而是截然不同的新上海。

　　如今，王安忆的写作步入了新的阶段。在她看来，比起曾经“波澜壮阔”、无法稳定写作的年代，如今这一代作家才是真正的职业作家。而他们面对着很大的困境和局限，尤其是长期写作时写作素材的问题。“我很羡慕莫言、阎连科，他们有很丰富的生活，写作时只要挖掘生活中的一角就可以，而我的经验相对简单，在和平年代尤其如此。我们的类型文学缺乏发展，因此对职业作家来说困难更大。”王安忆说，她个人的解决方法是，通过观察生活积累素材，并与内心经验结合，“虽然外部经验停止了，但是内心经验还在不断滋生，这样能够不断写作。”

 

作者：郑依菁　　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