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的102岁生日。

　　电话打过去，“谢谢您的好意，杨先生说都帮我挡了吧，实在是不好意思。”照顾了先生十几年的保姆吴阿姨言辞恳切，礼数周全。

　　杨绛有篇散文名为《隐身衣》，文中写到她和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生活中的她的确几近“隐身”，低调至极，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南沙沟，一个属于国务院的宿舍小区，全是三层楼的老房子，安静得能听见鸟鸣。几百户中唯一一家没有封闭阳台的寓所便是杨绛的栖身之处，为的是“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阳台上草木葱郁，几盆兰草长出围栏，向天空伸展。窗前，一棵病柏，两只喜鹊飞来筑巢，杨先生曾特意捡了扫帚上的细枝供它们使用。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坐在屋里的大书桌前，她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著名的诗，写下自己无声的心语。曾经的“我们仨”，如今只剩下她独自一人在“打扫现场”。

　　多年前，钱钟书便给了她一个最高的评价：“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现在，她是这个风驰电掣的时代一处亘古不变的所在，一抹安静温润的慰藉。让人看到，“活着真有希望，可以那么好”。

　　停不下的脚步：“五四”亲历者唯一在世作家正在守护历史记忆，《杨绛文集》修订版预计年底推出。

　　人民文学出版社透露，今年年底预计推出《杨绛文集》修订版，收录杨绛近年来的创作。记者了解到，网络上广泛传播的《杨绛百岁感言》并不是杨先生所做，而是从笔答《文汇报》一篇文章中摘录出来又拼凑其他内容而成。

　　杨绛通晓英法两国语言，1957年时接到西班牙名著《堂吉诃德》的翻译任务，并被告知从哪种文字转译都可以。但待她找来五种英法文译本细细比对后觉得，译本始终代表不了原著。于是，年近六旬的她从零开始学习西班牙文，至1961年，才开始动手翻译。1978年4月底，《堂吉诃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个译本，曾被邓小平作为礼物送给西班牙国王。后来，西班牙国王授予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勋章”。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管士光告诉记者：截止到现在，《堂吉诃德》已经印了68次，售出了95万套。

　　杨先生这些年一直笔耕不辍，《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等一本接一本问世，直到现在年逾百岁依然如此。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透露，《我们仨》到现在已经出版了超过100万册，重印了十几次，其他单行本《干校六记》、《将饮茶》等也都有重印。

　　管士光透露，今年年底人文社将推出《杨绛文集》修订版，将收入杨先生近年来的创作，其中包括很多未发表过的作品。不久前，他还和责任编辑胡真才和王瑞一起去看望杨先生，并商量修订文集的事情，“我们一般会在她生日前去看看她，也谈谈文集修订的情况。”

　　据悉，杨先生近年来的创作诸如《剪辫子的故事》、《漫谈红楼梦》、《魔鬼夜访杨绛》等也将收入文集中，另外还有一些正在创作中的文章，没有确定，“因为她对自己的作品非常负责，会反复地改，《洗澡》她到现在还在改，所以没有完成的作品她不会对外说。”王瑞说，“就我知道的，她正在写一些回忆历史方面的文章，她想把自己当时看到的东西，记下来，因为五四运动在场的，剩下的恐怕就剩下她一人了。”

　　面对杨绛即将到来的102岁生日，杨绛的朋友们都不愿意凑这个热闹。“会另外选个时间去看她吧。”原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陆文虎说，“她对这些热闹喧嚣都不感兴趣。”大家每次去看她，最多也就待一个小时，或者半个钟头，就怕打扰她。

　　今年6月，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还和朋友一起去看望过杨先生，当时问杨先生最近怎么样，她的原话是，“饭吃得下，觉睡得着，很好。”陆建德说，杨先生精神非常好，还经常看书、写东西，“我们看过她的一些文章，很多问题请教她，她的思维很敏捷。”

　　外文所郑土生是钱杨的朋友，经常去串门，今年3月份他还去看过杨先生，“杨先生身体很好，步履轻快、思维敏捷。只是耳朵不太好，我和杨先生谈问题基本都用笔谈，她问什么问题，我写下来给她看。”

　　《杨绛文集》的责任编辑王瑞则把每次去杨先生家形容成“沾点仙气儿”，“她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她生活很规律，早上起来锻炼，做八段锦，走步，现在还可以下楼转圈了。每天练字，看电视了解时事，自己还写一些东西，态度非常积极，特别的‘正能量’。这些都源自她对文化的信念，对人性的信念，她相信人是向好的。她有一个底线，所以她特别不理解为什么把朋友之间的信件能拿出去拍卖。”

　　据悉，杨绛的稿费和著作权早已交给清华大学托管，成立基金资助困难学生;这项基金，以“好读书”三个字命名，据称迄今已收到两人版税所得近1000万人民币。管士光说，这也是杨先生让他非常佩服的地方，“我们每次稿费都是直接划到清华大学那边。”

　　社科院外文所郑土生说，钱杨二人乐于帮助年轻人早有先例。“文革”期间，他被打成“五·一六分子”。那时候毕竟年轻，吃不下，睡不着，想到自杀。他把欠外文所同事的钱一一还清，其中欠杨先生75元，可能就因为他还钱的姿态让人起了疑心，杨绛先生把钱扔到他抽屉里，并且留条子说：我的钱不用马上还，马上我们都要下干校了，你拿着钱买生活必需品吧，来日方长，你要注意身体。看到这个条子的郑土生激动得浑身发抖，当时所里人人惧怕，没人敢安慰他，就为这件事，郑土生说他感念了杨先生一辈子。

　　王瑞说，杨先生退休工资不高，稿费也捐了，她的生活非常简单，“有一次，看她穿的鞋还挺别致，她说是钱瑗的，当时我都快哭了。”与杨先生的交往每次都让王瑞很感动，“你跟她相处感觉不到她是一个大师，特别放松。她很平和，讲话也很简单，但字里行间又很睿智，能让你感到一种人格魅力。”

　　管士光说，每次去看杨先生都感觉好像受到了洗礼，“对她来说，名利都不在考虑之内，你到她家就可以看到，家里很简朴，但是不断地在写东西，关心国家、文化各方面的事情。她跟我们谈她的写作，对过去、五四、辛亥革命的回忆，包括对《红楼梦》都有自己的看法。”

　　郑土生则以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不可多得的文化圣贤来形容钱杨二人，“他们不在任何压力下说一些违心的话，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极为少数。他们的一生充满仁爱之心，追求真理，不畏强权，这是让我最敬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