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29日，中方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据理力争，批驳了美国和蒋介石政权对新中国政府的攻击，严厉斥责了美帝的侵略罪行。这段讲话事先并没有稿子，只是由会议的同声翻译临时译成外语进行了广播。事后，这次的翻译工作得到了广泛的赞誉，伍修权更是称赞这位女翻译的译文“顺畅准确，带有相当的民族自豪感，特别起劲”。这位广受好评的翻译正是2012年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得主唐笙。

　　这个故事产生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不久，唐笙成为中国同声传译的拓荒人。经过这次会议，伍修权认为如果以后中国开办国际会议也应该把发言同时译成多种语言让与会者选择，引进同声传译这项先进的技术非常有必要。由于当时国内口译人才不足，当时供职于国际新闻局（后改组为外文出版社）的唐笙挑起了这个重担，开始在杨尚昆的领导下着手采办器材，并加紧训练相关人才。

　　1952年，新中国首次举办大型国际会议——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同声传译正式登上了中国的外交舞台。在唐笙和同事们的努力下，会议的同声传译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唐笙1942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1944年，她远赴剑桥大学经济系深造。毕业后她前往纽约在联合国总部担任同声传译员。从“经济学人”到翻译家的转变中并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有的只是机缘巧合。据她的家人介绍，唐先生毕业时恰逢联合国招聘同声传译员，而她本人又具备较高的英语水平，这便开启了她与翻译事业一辈子的缘分。正是在联合国任职期间，唐笙结识了同在联合国工作的唐建文，两人很快喜结连理，可以说翻译事业成了他们的红娘。

1951年，唐笙放弃了在海外优裕的生活回到祖国，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回国后，她先后在国际新闻局、外交部等涉外部门工作，上世纪80年代初重返联合国任口译处中文组组长。她将自己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到了国家的翻译和外交事业中。

　　而两则唐笙与周恩来总理的轶事让人们津津乐道。1963年，当唐笙在《人民中国》杂志的招待会上完成了陈毅致贺词的翻译工作后，周总理向她敬酒，夸赞她的翻译“比陈老总的原话还好”。六年后的中共九大会议上，周总理发现文件译文略显粗糙，于是他立即询问了那些高水平翻译的去向，并点了唐笙的名。当时唐笙夫妇被下放到河南的一个农场里劳动，在总理的关怀下，唐笙夫妇才得以提前调回北京。

　　就是这样一位成就卓著、被奉为业界泰斗的老人，在接受采访时却表现得极其低调。对于这次的获奖，90岁高龄的唐笙并没有感到激动，只是平静地说：“我老了，我不愿意也没什么可多谈的，你们应该多采访一些年轻的翻译。”淡于名利，不求闻达，先生之风着实令人感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