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 9月 3日凌晨，傅雷和妻子朱梅馥一起离开了人世。
作为翻译家，人们说傅雷“没有他，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
他向国人译介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曾深深影响了不止一代人。
作为文学评论家，他对张爱玲小说的精湛点评，为学界作出了文本批评深入浅出的典范。
作为音乐鉴赏家，他写下了优美的对贝多芬、莫扎特和肖邦的赏析。
傅雷一生痴爱艺术，他欣赏艺术的美，常常有独到的发现和感悟，似乎比别人多了一双慧眼。他总能感受到艺术美的精魂，引发起感情的汹涌澎湃，因为他有一颗天真单纯的心灵。他像是活在艺术美的世界里，孜孜地追求完美的艺术境界。
今天，我们打开尘封的历史，怀着满腔的敬仰来品读一代翻译家的一生，以示纪念。
学子峥嵘 浴德自修—孤独的少年时代
1908年4月7日，傅雷出生于上海市南汇县周浦镇渔潭乡西傅家宅 （现南汇区航头镇王楼村五组傅家宅）。族中长者以其出生时哭声震天，据《孟子》“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而取名“怒安”。后因大发雷霆谓之怒，故又取名“雷”。
傅雷父亲傅鹏飞，名光祖，任教于周浦镇扬洁女子中学。1912年傅雷4岁时，傅鹏飞被土豪劣绅诬陷，入狱3月，患上肺痨，出狱不久，以含冤未得昭雪，抑郁病故，年仅24岁。其间母亲将全部身心用于为父亲翻案，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无人照看，相继夭折。面对家道剧变，母亲将所有希望寄托在傅雷身上，为使傅雷受到良好教育，办完丧事后，效孟母三迁，毅然携子离开闭塞的乡下，搬至十余里外素有“小上海”之称的周浦镇。这对傅雷的人生道路，是关键的一步。
母亲注重傅雷的启蒙教育，傅雷7岁时，母亲请来老贡生傅鹤亭讲授四书五经，还为其延请老师教授英语。“五四”运动爆发后，母亲受到新思潮影响，送傅雷到小学读书。母亲平时对傅雷管教极严，甚至到了冷酷无情的地步。
1921年，13岁的傅雷以同等学力考入教会学校上海徐汇公学 （今徐汇中学），学习了3年法语，为日后留学法国打下了语言基础。
1926年秋，18岁的傅雷考入上海持志大学。由于1927年“四一二”事变之后，面对国内血雨腥风的政治形势，加之对国内大学教育的失望，在留法勤工俭学归来的表兄顾仑布的影响下，傅雷产生了留法念头，然而遭到母亲反对。毕业于中西女中的姑母傅仪较为开明，会同表兄顾仑布一起，说服了母亲，但唯一的条件是临行前筹办傅雷与朱梅馥订婚事宜。
1927年的最后一天，傅雷告别母亲和亲友乘上法国邮船安德烈·勒邦号赴法，自此翻开了生命中新的一页。
1928年9月，傅雷考入巴黎大学文科，除主修文艺理论外，常到博物馆、艺术馆揣摩艺术大师们的不朽名作，而且与刘抗、刘海粟夫妇和法国画家阿尔培·裴那等文艺界人士过从甚密，为其以后的文艺理论批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留法期间，傅雷开始了法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
赤子归来 江声浩荡—留法归来的傅雷
1931年秋，傅雷与刘海粟夫妇结伴回国，受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校办公室主任，兼教美术史及法语。
1933年9月母亲病故，傅雷辞去教职，自此埋首书斋，专心翻译。在美专期间，傅雷翻译了《罗丹艺术论》，作为美术讲义，又与讲课同步编写了《世界美术史讲义》。
1932年1月，相恋多年的傅雷与朱梅馥成婚。自此相濡以沫，共历34载。朱梅馥慈爱温柔，贤惠能干，在傅雷的翻译生涯中，她始终默默地陪伴着他，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1932年2月，傅雷为欢迎乔治·萧伯讷来华撰写《乔治·萧伯讷评传》。
1932年至1933年，傅雷撰写和翻译了十余种有关艺术的作品，其中《夏洛外传》是出版的第一部译作，《从〈工部局中国音乐会〉说到中国音乐与戏剧底前途》则是傅雷撰写的第一篇重要的音乐评论文章。
1934年，傅雷译毕罗曼·罗兰《名人传》中的《弥凯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与罗曼·罗兰书信往还，并互赠照片。
1935年傅雷应美术理论家滕固之邀，赴南京任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编审科科长，在 4个月任期内，编译《各国古物保管法规汇编》，署名“傅汝霖”。
1936年11月傅雷又应滕固之请，以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专员的名义，去洛阳考察龙门石窟，研究保管问题，历时两月余。
遗世独立 横而不流—壮年时代的傅雷
抗战期间，为避免向日本宪兵行礼，傅雷“东不至黄浦江，北不至白渡桥”，把翻译作为抗战的特殊武器，先后翻译了英国罗素的《幸福之路》、法国杜哈曼的《文明》以及巴尔扎克的《亚尔培·萨伐龙》和《高老头》，重译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
抗战胜利后，激情满怀的傅雷将视野从书斋转向了广阔的社会现实，积极投入到反饥饿、反压迫、反内战、反民主、争自由的斗争中，发表十多篇有关时局风云、民生疾苦和教育文艺等问题的政论、杂文，并联系筹建“民主促进会”。
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了镇压民主运动的大血案，傅雷将消息提供给《周报》，激起社会强烈的反应。 1946年，上海警察局长兼警备司令宣铁吾下令实行“警管区制”，引起钱锺书、李健吾、傅雷、乔冠华等进步文人的笔伐。傅雷的《论警管区制》以严肃激烈的笔触，指出所谓“警管区”带有纳粹色彩的本质。
1946年11月2日，傅雷与裘复生、杨嘉仁共同发起为意大利音乐家、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指挥、傅聪的钢琴业师梅百器，举办“追悼音乐会”。1948年秋，傅雷会同作曲家沈知白、提琴教授陈又新、业余钢琴家工程师裘复生等为亡友谭小麟组织“遗作保管委员会”。
1947年2月，傅雷翻译斯诺和史各脱有关苏联问题的文章，编成《美苏关系检讨》出版，认为应该本着客观公正的立场来处理美苏关系，反对一边倒。这篇文章为后来傅雷陷入政治漩涡埋下了伏笔。
译境更进 苍凉悲怆—一九四九年后的傅雷
解放后的前几年是傅雷一生中阳光明媚、心情舒畅的时期，他谢绝了清华大学的邀请，重新返回书房，重译了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新译了巴尔扎克的《贝姨》《邦斯舅舅》《于絮尔·弥罗埃》《夏倍上校》《奥诺丽纳》，梅里美的《嘉尔曼》和《高龙巴》，服尔德的《老实人》与《天真汉》等作品，迎来了翻译生涯的第二个高峰，奠定了他在当代中国翻译界，尤其是翻译巴尔扎克作品的权威地位。在全国文化界，只有他和巴金不拿国家工资。
1954年，傅雷以其卓越的翻译成就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55年至1957年，傅雷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身份出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担任文学、新闻、出版小组副组长。傅雷肩负重任，热心奔走于文学、音乐、绘画、出版界之间，深入调查研究，写下了大量书面报告和文章。1957年春，傅雷应邀赴京出席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傅雷积极参政议政的同时，在翻译上苦心耕耘，硕果累累。
1957年下半年政治风云突变，傅雷被指为亲美反苏的急先锋、上海“中间路线”的代言人，8月22日起，上海各大报纸开始连篇累牍地批判傅雷。
1958年4月30日，傅雷被错划为“右派”。留学波兰的儿子傅聪也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在学业即将完成时出走英伦。陷入极度痛苦中的傅雷，深居简出，专心工作，翻译了法国艺术评论家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因拒绝使用笔名出版译作，在“右派”期间，傅雷没有一部译作出版，靠“预支稿费”，艰难维持一家生计。
1961年9月底，傅雷摘去戴了三年零五个月的“右派”帽子，经过多年历练，他没有任何宽慰和欣喜，只是淡淡地说：“当初给我戴帽，本来就是错误的。”依然深居简出，潜心译书。由于长期伏案，多种疾病缠身，翻译工作进度奇缓，直至1964年8月，才译毕巴尔扎克的《幻灭》三部曲。1965年11月，傅雷眼疾稍好，勉强开始工作，第四次修改并誊写巴尔扎克小说《猫儿打球号》，这是傅雷翻译的最后一部书稿。
“右派”的帽子虽然已经摘掉，心灵上的创伤时时相伴，直到另一场更大规模的政治风暴在中国大地上肆虐。 1966年8月30日深夜11时，傅雷夫妇突遭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抄家，夫妇俩俱受批斗，折磨达三天四夜。在人格和尊 严备受凌辱的情况下，于9月2日深夜，夫妇联名写下遗书，交待后事，坦坦荡荡地走上了不归路。
【傅雷精言】
1. 辛酸的眼泪是培养你心灵的酒浆。
2.得失成败尽量置之度外，只求竭尽所能，无愧于心。
3.人一辈子都在高潮、低潮中沉浮。惟有庸碌的人，生活才如一潭死水；或者要有极高的修养，方能廓清无累，真正解脱。
4.一个人惟有敢于正视现实，正视错误，用理智分析，彻底感悟；终不至于被回忆侵蚀。
5.历史上受莫名其妙的指责的人不知有多少。连伽利略、服尔德、巴尔扎克辈都不免，何况区区我辈！……老话说得好，是非自有公论，日子久了自然会黑白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