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斗争，人性与兽性的斗争，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贯穿了我们的一生。什么时候真善美占了上风，人性居主导地位，我们就不愧为人；什么时候假恶丑得了势，兽性抬了头，我们就堕落成鬼。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面对顽固的劣根性，面对蠢蠢欲动的假恶丑，面对潜伏的兽性，我们不能不提高警惕。

　　认识自己，无疑是一种非凡的智慧。

　　只有先认识自己，然后我们才能驾驭自己。

　　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宜过高地估计自己，因为，显赫一时也罢，默默无闻也罢，我们在茫茫宇宙中都是沧海一粟而已。

　　我们每前进一步，都得付出艰苦的劳动。我们的发现和创造，只有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才是真正的成功。任何人，任何事物，最终都可能由于自身价值的不足而被岁月的尘土埋葬在遗忘的沙漠之中。

　　越是伟大的人，越是能时时、处处都以普通人自居，越是能体谅别人。

　　一九五六年秋。北京西郊机场。近百名摄影记者争先恐后地将镜头对准来华访问的某国元首。慌忙中，有位记者将伸出去的长镜头搁在前面的一个人的肩上，那个人非常随和而顺从，一动不动，配合得十分默契。直到拍摄完毕，这位记者才发现：原来那个人竟是周总理！

　　越是杰出的人，越是能清醒地洞察自身的弱点，越是能虚怀若谷。

　　被鲁迅视为同怀、引为知己的瞿秋白，平时总说自己搞农运不如彭湃、毛泽东，搞工运不如苏兆征、邓中夏，搞军事不如贺龙、叶挺，至于宣传马列主义则远不如李大钊、陈独秀。

　　越是高尚的人，越是能摆脱名缰利锁的束缚，越是不屑于争权夺利。

　　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至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七大，担任党中央总书记、处于党内总负责地位的张闻天，始终任劳任怨地支持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的工作，每当讨论重大问题，形成一致意见，决议往往先由张闻天起草，再由毛泽东修改，最后经会议通过。偶尔听到非议，张闻天便说：“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

　　犹如土地需要水一样，我们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界需要爱。

　　在一个受难者伤痕累累的心灵深处，一次探望会留下经久不灭的记忆。

　　那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国的一位社会学者来到上海北郊一所中学教语文，不久即在一场席卷全国的风暴中被打入另册，并被调至远郊工作。他的一个在北京读大学的门生闻讯后，在假期里专程登门造访，偏偏他不在家，便恳请他的家人转致问候。

　　物转星移，转眼间二十一世纪悄然来临。在庆祝这位学者九十寿辰的宴会上，这对饱经风霜的师生久别重逢了。一　　见面，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就笑着说：“你来看我，胆子真大呀！”

　　四十一年前的一次探望，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峥嵘岁月里的一次问候，给人间留下了永不消逝的温暖。

　　犹如树木需要阳光一样，我们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需要慰藉。

　　两位德高望重的长者的同情与关怀，曾经挽救了一个精神濒临崩溃的弱者。

　　那是一九七八年。一个曾因说了实话而闯了大祸的天真汉，在痛苦的深渊里挣扎了二十年后，居然天真地报考研究生，又居然获得复试的资格。初秋，他的梦破灭了。他继续在打包间里干着三班倒的苦活。在周围幸灾乐祸的人们的冷嘲热讽中，他欲哭无泪。他分别写信给当时已年逾八十的朱东润与方重，向他们倾述自己失败后的苦闷。他不久就收到了回信；此后，在朱老先生的书房里，他亲聆教诲，如沐春风；方老先生则竭力扶持，亲切指导。若干年后，他终于走出了困境。

　　犹如飞鸟需要空气一样，我们这个高歌猛进的世界需要信任。

　　几位满腔热忱的编辑的爱护与支持，曾经改变了一个受苦人的命运。

　　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个刚刚在《诗刊》上发表了处女作的投稿者的几首译诗，引起上海一家出版社的重视。这家出版社立即将这个投稿者引为自己的译者，后来又将这个译者纳入自己的编辑队伍。虽然这个投稿者尚在远郊厂校里教书，没有任何“背景”，但这家出版社依然当机立断地将翻译素以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与《悲惨世界》闻名于世的法兰西民族诗人诗选的重任交给了这个初出茅庐的译者，使这个诗歌翻译初学者逐步走上了新的生活道路。

　　爱、慰藉与信任，无疑是我们的幸福之花赖以生存、成长、成熟乃至永葆青春的空气、阳光与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