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于6月11日召开，本届研讨会的主题是“构建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体系”，那么作为对外传播的关键环节，翻译如何更好地在对外话语体系创新中发挥作用呢？就这一话题，我们特别采访到了中国外文局副局长、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刚毅。

　　王局长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本届研讨会的分论坛之一，我们看到关注了翻译与对外话语的创新，那么您认为翻译在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当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王刚毅:

　　对外传播离不开翻译，翻译是对外传播当中一个很基础的工作，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没有翻译谈不上对外传播。为什么这样去说？因为对外传播它不仅仅是一个语言的转换，它还是一个文化的转换，具体来说，对于一个事情的思维习惯，甚至阅读习惯都受到背后文化的影响。所以，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也形成了人们对一件事情思维习惯的不同，甚至具体到阅读、观看、听等等这些习惯都不同。

    那么从语言来讲，语言实际上是文化传播的一个最重要的媒介或者是载体，它是文化当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决不是说语言就是单纯的语言。所以，文化传播在很大的程度上面要依赖于语言，要基于语言；同时，语言能够发挥更好的效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一定要重视语言之间的转换，文化之间的转换，这就是翻译的工作。

　　中国网:

　　那么您觉得现阶段我们的翻译工作当中存在哪些问题呢？

　　王刚毅:

　　我觉得翻译存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人们的认识，也就是说到底怎么样认识翻译以及翻译工作者它所应该承担的职责，或者发挥的功能。我就碰到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大概给你拿来一二万字的稿子，说明天早晨9点钟之前我就要，头一天5点钟给你，他认为翻译不就是把文字转换成另外一种文字，有啥难的？他只是把翻译作为了语言的一个工具，这是不对的，甚至他把翻译当做没有创造性的工作来去理解。这种意识就会严重地阻碍翻译在文化传播当中所起的作用，就会严重地影响对于翻译工作者本身所起的作用的判断，也就会严重地影响我们整个对外文化传播事业的发展。

　　第二，我们的翻译工作绝对不仅仅是翻译工作者的职责，任何一个文化的转换，它必须得有一个主体和另外一个主体之间相互的交流，而这个文化的主体不管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去出现，它肯定是以母语作为第一次出现的语言，那么文化的传播，它如果要通过语言或者文化的转换进行交流的话，你以母语所构建的，所生产的，所展示出来的作品本身是不是具备对外传播的一个基本的条件或要素，就显得很重要。

　　换一句话来去讲，比如说我在写一篇为了外国读者所能接受的文章，我在拍摄一部国外读者所能接受的影视作品，或者我创作一首国外大众所能够接受的歌曲，你首先得有个目标的对象，那么你在用原文创作的时候会想到是以他来创作的，这样就可以为翻译环节发挥更好的转换作用提供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所以，用母语来进行创作，而目标受众是外国人，那么中文创作的本身也是一种文化交流。如果说，我就写这么一个东西，没有目标受众在脑子当中的话，那么翻译环节就很难去操作。所以，必须要把我们整个翻译或者文化之间的交流，文化的转换，不仅仅是看作就是翻译的职责，而是在整个文化传播具体到每一个产品的生产过程当中。不管是从策划，到原文的生产，到语言的转换，再到整个的传播形式，以及传播渠道的选择，甚至到整个传播过程当中的推广，它是一个完整的链条。而翻译它只是在这个链条当中的一个部分。

　　王刚毅:

　　如果说，我们把文化传播的这种理念，把对翻译重要性的认识能够提高到，它仅仅是整个文化传播链条中的一块，而我们要从各个不同的环节为一个作品，为一个项目，甚至为一种理念的对外传播共同去努力，各自去做出自己职责所在的工作的话，那么就可以大大地有利于我们翻译以及翻译工作者的需求。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现在我们翻译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确确实实是有“高原”但是没有“高峰”。我理解“高峰”首先指的是我们的作品，在对外传播和翻译领域当中还欠缺。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中译外高端的翻译人才比较短缺，不管是在我们的文学翻译领域还是在时政翻译领域，还是在其他更专业的这些翻译领域当中都缺这样的人才。从语种划分来说，我们现在英语的人、法语的人、日语的人、德语的人、俄语的人，这些所谓的比较大的语种这些人可能比较多。那么有些非通用语种的就更少，就更可怜。所以，人员的严重短缺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重要问题，而且也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如果不解决这是比较麻烦的。这是我对翻译为什么现在缺少“高峰”的理解。

　　第四，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判断，一个翻译作品是好还是坏？这里面又涉及到了你是以什么样的认知来去判断。你是以受众对象能理解，能接受作为你判断的第一要素，还是说你必须得要和你的母语相对，所谓的“忠实原文”为第一要务，这是很重要的。我个人是非常赞成，首先得要你的受众他能不能接受，他理解了没有，他理解的是否准确，作为你对一部翻译作品的判断的第一要素标准，否则你再“权威”，再所谓的忠实原文都是没有任何效果的。这个不仅仅是在跨文化传播当中应该遵守的一个原则，我觉得在一个同文化当中传播也应该遵守这个原则，就是效果是第一的，以人家能不能接受，他接受完了以后是不是接受得准确作为你判断的第一标准。

　　王刚毅:

　　那么在对外传播过程当中，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也有很多不成功的案例。比如说，我们现在每一个年份都有例行的，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我们还有很多不定期由国务院新闻办来出版发布的白皮书，这些都是执政党或者这届政府非常重要的文件。我们有些文件翻译出来完了以后，第一，没有人能真正看得懂，他们很多人就跟我去说，我拿到你这篇翻译的东西，从语法角度来讲，从词法角度来讲没有错误，但我就是看不懂你说的是什么。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我们在原文当中的话语体系和你在做整个转换的过程当中没有做好。

　　第二，跨文化的这种东西你没有照顾到对方，他对你们国情的认识，你没有照顾到他的阅读习惯，你可能也没有照顾到他的思维习惯，你完完全全去按照中国人自己的阅读习惯来去说的，大量所谓“中国式的表述”外国人是听不懂的，你翻译得再重视原文他也肯定听不懂的。

　　但也有相对来讲比较成功的案例。比如去年，中国外文局和中央文献研究室一起编的《习近平论治国理政》，就是个比较成功的案例。

　　第一，从一开始的时候，整个这本书的中文起草者就已经认识到了，将来外文的翻译者他不仅仅是一个翻译，得要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把他们加入进来。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是这本书的中文编者和将来从事翻译的这些人一起，形成了一个团队。

　　王刚毅:

　　第二，这个团队在工作过程当中，是一起策划，又不断地非常紧密地结合，有问题互相磋商。如果说翻译过程当中出现问题的话，我们绕不过去，能不能中文里去改？而且和中文著作相比，我们的外文版是增加了很多很多的注释，这样就照顾到了国外读者他对于中国，对于中国领导人，对于中国领导人所谈的那些话题比较有限的理解，我们给他提供更多的背景材料，有助于他们去了解。我们演讲题目的排列也是按照他们的习惯去排列。那里面的语言，习近平主席本身他自己现在演讲的风格，他所使用的那些语言，就是很平民化，很接地气，很活跃的，这样它本身就给翻译，文化内容转换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这个我觉得是将来应该大力提倡的。

　　所以，本身它的基础好，从一开始又有一个翻译和中文团队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工作班子，两拨人不断地进行交流，它本身就融合在一起。所以这些都是比较成功的案例能够总结出来的规律性的东西。那么我是非常希望，将来我们把这些好的做法能够实施到其他重要的对外文化交流，跨文化交流运作过程当中去，我想一定会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中国网:

　　我想补充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了，这是一个链条的过程，我们从一开始就要考虑到受众的需求，那么您所指的是我们的传播内容还是中文表述呢？

　　王刚毅:

　　它是这样的，当我们在讲一个事情的时候可能从中文原作者本身是对着国内受众，它可能不会去考虑我是针对国外的某一个受众群，也有一种情况是说，我在写中文的时候就考虑到是国外的受众群。这是两部分。

　　那么，作为我们翻译来讲，这两部分都得照顾到，一部分是刚才所说的，中文创作的时候他本身就想到的是国外的这部分受众，那么我们在翻译过程当中尽可能地能够给它通过语言和文化的转换翻译过去。这部分如果中文的起草人自己有个更强烈的目标读者的意识的话，就会给翻译工作打造一个很好的基础。那么，同时，我刚才说的第一部分，他自己的中文创作者可能是以国内这些读者、受众作为他的目标受众群。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翻译的过程就得要采取更加灵活式的语言转换的方式。

　　这里面有没有规律可循呢？我觉得也有规律可循。第一，原则上来讲，不要全文地翻译，而尽可能地是摘编，洋洋洒洒那么多，反正我了解到了，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白皮书》很少有人去看翻译过来的全文。为什么？因为一般的国外受众他不会花三五个小时的时间去看你翻译过来的所以，不要全文翻译，最好是摘要。

　　另外，一定要做到，不是翻译，是编译，也就是说不要逐字逐句地翻，而是要适当地考虑，有哪些东西要做更大的转换，因为原文它是针对国内读者的，你要给它翻成针对国外读者的话，你就得要抓，加注解，有的地方该加背景这叫做加法，有些东西你得做减法。

　　英文有两个词，一个词叫做“metaphrase”逐字逐句，一个叫做“paraphrase”就是分析，我是赞成最好还是用分析解释性的东西可能更加重要一点。所以，得要加背景，得要加注释，不要翻全文，最好翻节选，甚至我管它叫做简写本（Simplified version），再有，不能够翻译，要编译。

　　中国网:

　　但现在有个问题，我们一直在说要了解受众需求，并且要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去进行传播，那具体以翻译工作为例，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来进行改变呢？

　　王刚毅:

　　所谓听得懂的语言你要去分的话，比如英语当中有一句话“They do not speak the same language”，他们没有讲一样的语言，实际上他讲的并不是语言本身，而是说，两个人说的是驴头不对马嘴，都说岔了。如果在同一种语言当中有说岔的可能性的话，不同的语言当中由于它是基于不同的文化更会有一个说岔的概率，这个概率可能会更高。

　　如果我们要用让对方听得懂的语言，首先你得知道，对方在表达同一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一个他比较熟悉的，同时也基本上符合我这边表达的一种方式。

　　第二要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你得要了解对方的思维习惯，比方说中文表达的思维习惯，它在很多场合，特别是正式场合，它是从概念到具体，而国外在很多情况之下，在同样的环境当中，他喜欢的是先具体，完了以后再到概念。如果说你不照顾到这一点的话，人家就会不愿意听。所以，这是个问题。

　　再有，用对方能够听得懂的语言，还有你得要把你自己所要表达的这些东西能够找一个他比较熟悉的现象，它所熟悉的一件事物给它勾在一起才可以。比如说，北京市现在准备发展成文化中心，给美国人听的时候就要找一个， “北京是什么？北京就类似于美国的华盛顿”，一下美国人就（能理解了），因为美国对华盛顿的理解比北京多得多，他一听华盛顿就知道“首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这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理解，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不能说就是我说的话是语言，而是说一个系统的概念。这里边包含的文化背景，他的思维习惯，阅读习惯，当你做文化转换的时候，用他所熟悉的事物，用他所熟悉的人物。所以，语言是一个更大的概念。

　　中国网:

　　习总书记曾经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那么翻译工作，我们接下来应该如何在这个“新”字上下功夫呢？

　　王刚毅:

　　翻译工作，新概念，新范畴是我们在过去几十年当中不断探讨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从翻译角度来讲，我们要突出“新”字的话，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才可以。

　　第一，从我们翻译角度来讲，一定要更好地解决人们对于翻译的认识，就是我在最开始所说的，翻译是文化传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决不是语言本身，语言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二，翻译本身它是文化转换的一个重要环节，决不仅仅是翻译工作者的职责，它涉及到了很多其他人一起努力。

　　第三，我们决不能够用一种语言来去“打天下”，用一国对众多的国家。语言的转换应该体现对以这种语言作为母语的人的文化尊重。那么我们的“新”字上面是说，要尽可能地扩大我们的语种。

　　还有个“新”字，我觉得应该在我们的培养方面，特别是翻译人才机制上面要有更加新的创作。因为翻译工作的基础和不可能替代的条件就是人，你没有一支很好的翻译队伍是不可能完成这项工作的。那么翻译队伍的培养，我们在过去这几年当中做了一些尝试。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在高校里边建立很多的产学研相结合的基地，使我们的教育能够更加接地气，更加实用，这是很好的。

　　王刚毅:

　　我们在研究方面是搭建不同的平台，就像我们现在所举办的这个“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分论坛当中就专门有个翻译和对外传播的分论坛，就是要搭建这么一个平台，让大家围绕着这个东西进行深入的研究，从不同的现象当中通过我们不同的探索，总结归纳出一些有规律性的东西，上升到理论的层面，然后去指导（实践）。所以，人员的培养，翻译理论不断地去研究，都应该突出一个“新”字。

　　我们现在有个时髦的词叫做“互联网+”，最近我就老想，互联网进行跨文化传播，它是互联网+什么？怎么样通过互联网的技术，迅速地改变这种翻译的表现形式，翻译工作者的产量，而满足社会上爆炸式的对翻译的需求。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最近到了几家翻译公司和互联网科技公司，他们很大的一部分业务是在网上提供翻译服务。他们使用的翻译软件，众筹化翻译的理念，他们对于语料库建设的重视，我觉得都体现到了“互联网+”的这个概念。

　　那么，如果我们在主观意识上面能够更加主动、积极地在这方面做探讨，在“互联网+”上面做更多的实践，我想也会极大地促进整个国家翻译事业或者对外传播事业的发展。

　　中国网:

　　您是译协的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接下来译协在这方面会做哪些工作呢？

　　王刚毅:

　　为了不断地去培养一支高素质的中译外的国家队，为了在理论上面不断地去探索翻译的规律性和对外传播的规律，为了搭建更多的平台和机制，为了更多地去规范我们在翻译领域这些具体的工作和项目，外文局在去年成立了一个“中国翻译研究院”，这个研究院就承担这么一个工作。同时我们还有一个“中国翻译协会”，那么翻译协会和中国翻译研究院将来可以合起手来，在刚才我所说的这些领域当中一块儿进行探讨，做更多的事情。

　　翻译协会在过去这么多年来，团聚了我们国内甚至国际上很多非常优秀的翻译人才，也聚集了很多和翻译工作以及对外传播工作相关的这些机构。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的优势，同时我们也建立了一些日常的联络机制和工作机制，有不同的委员会，那么这些委员会有很多他们都保持着高强度的活动。

　　比如说，中国译协有个对外传播委员会，对外传播委员会有一个“中译法研究机制”，他们就召集了国内不同的新闻单位、高校、中央相关部委的，从事中译法相关单位一共将近70多个，将近80个人，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合在一起进行探讨；这个机制在中国译协这个框架之下，他们一年举办两次，据我了解中译英也是一年举办两次。我们正在策划，这个月中译英在中国日报社主办这一次，搞这些东西，进行不断地探讨。

　　所以，我想通过中国译协和中国翻译研究院进一步紧密合作，利用现有的机制，利用现在这些日常活动的载体，共同努力，我想能够在我们对外传播，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以及翻译事业发展方面应该会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来源：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