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草婴（1923- ）　上海翻译家协会第一任会长，抗战期间在上海“孤岛”担任《时代》杂志编辑。著名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家、著名作家

 

 

 

 

 

 

抗战后期在上海出版的《时代》《苏联文艺》等进步杂志及时传递反法西斯斗争前线的消息，极大鼓舞中国人民的斗志

 

 

　　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的时候，我才14岁，来到上海，度过了我的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在抗日战争整个过程中间，我觉得既是中国跟日本军国主义之间的异常生死搏斗，也是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间的一个组成部分。

　　针锋相对宣传战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向苏联进攻，整个反法西斯斗争的规模扩大了，东方跟西方两个战场，相互之间就联合起来了。上海被日本占领之后，几个租界还保持着特殊的地位，而苏德战争发生以后，苏联跟希特勒德国在上海就展开了一场非常尖锐激烈的斗争：希特勒方面在上海利用跟日本军国主义的特殊关系，展开了一系列的侵略性欺骗性的宣传活动，他们在上海办了电台，在上海出版了远东画报还有其他一些法西斯的刊物。针对法西斯的宣传，苏联方面当时也开展了一系列的宣传活动，1941年8月份，就是苏德战争爆发一个多月之后，就在上海办起了一本杂志《时代》。

　　《时代》杂志主要就是根据苏联方面的电讯来报道苏德战争的情况，反映反法西斯斗争的形势，除此以外，还在上海办起了苏联呼声电台。实际上就是德国与苏联，针锋相对地唱对台戏，希特勒德国总是千方百计要宣传他们怎么取得了胜利，而苏联方面呢，要宣传他们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这方面的宣传实际上是不限于上海一个地方，而是对整个中国所有的地区都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因为当时中国人民在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底下，已经是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对抗战胜利的前途，有时候信心不是太多，等到希特勒侵略了苏联，大家感觉到形势发生了变化，所谓变化，就是日本跟希特勒，跟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他们是法西斯的一方，跟世界广大的人民处于对立的状态。

　　课余翻译电讯稿

　　《时代》杂志是由苏联的塔斯社跟上海的姜椿芳同志他们一起办起来的，先是周刊，大量刊登电讯稿消息、战地通讯，还有不少短篇小说。1941年苏德战争发生的时候，我当时18岁，还在中学念书，已经念过俄语能够做一点翻译工作。姜椿芳同志就代表《时代》社向我提出能不能帮助《时代》杂志分译一些稿件，我白天在中学念书，晚上跟星期天就参加《时代》杂志的翻译。

　　当时不论是在国民党的统治地区，在沦陷给日本人的地区，还是在八路军新四军所占领的地区，大家对《时代》杂志，跟《时代》杂志社所出的刊物电讯是十分关心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更多地了解苏德战线前线的情况，所以《时代》杂志在上海出版之后，就流传到全国各地去了，向广大的中国人民报道了整个法西斯斗争正确的情况和胜利的形势，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因为大家都看到，整个反法西斯斗争的命运是共通的。

　　当时，日本一方面跟苏联还维持了外交关系，另一方面日本又是希特勒的盟国，因此，日本人是非常痛恨苏联在上海宣传反法西斯斗争，但是他又没有办法直接跟苏联撕破脸。所以在上海我们就利用这么一个非常复杂、非常微妙的形势来开展工作。

　　与日本宪兵周旋

　　日本人千方百计想破坏我们的工作，想迫害几个主要的工作人员。比如说当年负责上海塔斯社的社长叫罗国福（音），这个人应该说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精通中文也翻译过鲁迅的作品，工作能力比较强的，结果日本人特别恨他，大概在1942年还是1943年，在上海原来的法租界霞飞路，现在叫淮海中路，靠近黄陂路那个地方，当罗国福的汽车经过，日本人就派了朝鲜的刺客去暗杀，向他的汽车开了几枪，罗国福的汽车逃掉了，没有被打中。除此以外，日本人还写恐吓信、打电话威胁罗国福跟其他的人。

　　我们出版《时代》杂志跟《苏联文艺》等其他一些杂志，日本人也经常找麻烦。《时代》杂志挂名的发行人是一个苏联人叫扎凯莫（音），实际上这个人并不管太多的事情，事情还是由姜椿芳负责的。日本宪兵司令部常叫扎凯莫去谈话，说你们杂志里边发表的哪篇文章，哪个报道不对头，狠狠地要批判他，这个扎凯莫他自己本身各方面水平不怎么样，姜椿芳作为沟通翻译的译员，跟着他去，实际上都是姜椿芳直接跟日本宪兵打交道，他表面上是给扎凯莫做翻译，实际上好多都是自己的话，不是扎凯莫的话，这样一来日本人几次交涉都没有取得成功，也更为气恼了，对于在里边工作的人员也常常进行盯梢、跟踪。

　　我在《时代》杂志、塔斯社工作，主要是做翻译，翻译苏德战讯，翻译他们的战地特写，也翻译了一些苏联的小说、诗歌。我们在上海的人当时感觉不到怎样，后来一直到抗战胜利之后，从解放区、从大后方来了好多朋友，他们说你们出的那些杂志和播的广播，对我们的作用很大，看了你们的刊物，了解了正确的战争形势，增加了信心。

　　从14岁到22岁，这八年是奠定我整个一辈子的人生观、世界观，日本军国主义在我们中国土地上杀人放火强奸种种的暴行，给我年轻的心灵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因此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逐渐培养出大爱大恨。我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一个志愿，就是在任何情况之下，遇到任何问题，都要想一想中国的几亿人民究竟愿意怎么样？凡是对几亿中国人民有利的事情，我们应该尽量多做，对几亿中国人民不利的事情，我们绝对不能做。

　

　（根据杨克林、孙金媛1994年4月2日上海采访录音整理，2015年7月17日登载于新民晚报）

 

来源：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