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迪丝•格罗斯曼（Edith Grossman）自1972年以来一直作为职业翻译者。自1990年以来专职从事翻译。她翻译的作家有加西亚•马尔克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和卡洛斯•富恩特斯都是当今经典。她的《堂吉诃德》译本被认为是杰作。目前，她是古根海姆奖学金学者（Guggenheim Fellow），现住在纽约。

　　翻译为什么重要？这个问题太庞大，太复杂，对我来说太宝贵，所以我决定用提出另外一个问题的方式，即以提问作为回答的技巧间接地回答这一含蓄的问题。在对付棘手话题时，这是一个屡试不爽的传统方法。对这个传统把戏，我做的改变是把问题切分成更小的部分，以便重新聚焦调查对象，不仅要问翻译为什么重要，而且问究竟是否重要，如果　　确实重要，看重它的是什么人。提问的方式不同，给出的答案肯定就不一样。

　　比如，翻译对译者、作者、读者为什么很重要？对大部分出版商或书评家为什么不重要？翻译对拥有众多语言的文学传统有什么相关性？翻译对世界文明生活的贡献在哪里？笔者试图对这些不同问题做出回应，这些答案成为对围绕文学翻译的一些棘手的、持续存在的、显然从来没有解决的问题的初步评论。这些问题包括最古老的难题---翻译是否可能、到文学翻译到底在做什么、翻译在文学世界中应该处于什么样的地位等。

　　我认为严肃的专业译者常常在私下里认为自己是作家，请原谅，我说的是当我们在思考自己所做的工作时，译者常自封为作家，不管头脑中还出现过什么别的想法。而且我认为我们这种想法是正确的。这只是一种假设还是我们大言不惭的自我评价？文学翻译者到底做了什么来证明“作家”这个称号适用于译者？难道我们不是文学家卑贱的、默默无名的仆人吗？不是对出版业充满感激的恭顺的仆人吗？我能找到的响亮而又认真的答案是“不”。

　　因为大部分对译者的描述是我们用另一种语言把最初用甲语言写出来的文学作品写出来或重新写出来，希望第二语言的读者（我说的当然是阅读译作的人）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艺术上都以平行或类似原作读者的审美经验来欣赏译作。这是译者的勃勃雄心。优秀译作接近实现这个目的，而糟糕的译作从来就没有离开起跑线。

　　作为实现这个高尚目标的第一步，译者需要具备对两种语言风格的清醒认识，磨练和扩展我们对词汇的情感意义以及围绕词汇的社会氛围、时代背景、基本心态和这些词汇创造的氛围的批评性认识。我们要竭力加深和拓展对基本指示意义背后的隐含意义和情感意义的理解，这个过程与作家提高其对某个文学习语的熟练程度和驾驭能力的努力没有什么不同。

　　像其他艺术实践一样，写作也是一种要求引起心理共鸣的投入而又深刻的使命，是作家或译者难以轻易放弃之事，即使有人劝阻他们不要做。让人印象深刻的矛盾在于，虽然译者显然是在写别人的东西，但在此过程中他没有任何的难为情或愤怒，即使他们被许多出版商或批评家另眼看待，长期以来遭到蔑视。

　　正如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在1940年给艺术批评家和诗人尼古拉斯•卡拉斯（Nicolas Calas）（非常感谢美洲文学专家乔纳森•科恩（Jonathan Cohen）与我分享了这个引用）的信中说的： 

　　如果我创作原创作品，那么一切都好，但如果我通过翻译别人非常宝贵的著作，我也能做得好（我指的是形式问题），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就在我们把一本著作从一种语言转变成另外一种语言时，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它已经成为译者的作品（虽然同时，它仍然神秘地保持着作者著作的地位）。或许转变这个动词是错误的，我们做的不是点石成金的魔术，但它肯定是一系列创造性决定和充满想象力的批评行为的结果。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努力尽可能深刻和完整地聆听作品的最原始含义，竭尽全力发现语言的力量、结构节奏、微妙的隐含意义、词汇和短语的意义及所指内容的复杂性。同时挖掘这些东西容许我们探索意义丰富的文化推理和结论。这种阅读是任何一个人能够对文学作品所进行的最深刻阅读。

　　比如小说。文中的对白往往包含细腻的虽然有时候怪异的暗示，说明人物的阶级、社会地位、教育程度，更别提他们的智慧和情感状态了。作品的叙述和描写部分往往包含丰富的意图和冠冕堂皇的言辞，里面或许也有讽刺或嘲弄；散文的节奏（长句、连续不停的逗号、或短小干脆的术语）和写作的口吻（口头语、精心挑选的用词、俚语、优雅的或不标准的用法等）都是风格表达的根本手段。译者有责任理解使用这些手段的方式，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小说的目的，揭示人物性格，推进故事情节发展。

　　所有认真的读者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地都在不同程度上都做这些事。当然，文学师生在写的每一篇论文或上的每一节课上都尝试这种深刻的分析。不提马虎的学生和时间紧迫的老师，与认真的读者相比，译者的努力有什么特殊之处呢？译者经验中的独特因素在于我们不仅是文本的听众，在用心中的耳朵倾听作者的声音，而且是第二个文本---译本的说话者，即把我们听见的声音再传达出来，虽然用的是另外一种语言，这是一种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学传统、文化特色、词汇和句法、历史经验的语言。在我们把这些带给原作者的语言时，必须以非常尊重、欣赏和赞美的态度来对待这一切。

　　我们的目的是在第二种语言的陌生体系范围内尽可能地再创造正在翻译的作品的所有特征，包括各种变化、怪异性和文体特点。我们这么做是通过类比，也就是说，通过发现具有可比性的类似特征，即第二种语言中的特征、变化、怪异性、文体特点等。

　　用另外的方式复制作品，如屈服于直译者的错误，试图用另外的语言复制文本，遵循字字对应模式产生的文本已经不再是翻译，而是怪异的变体。如博尔赫斯的皮埃尔•门纳德（Pierre Menard）重写了自己的《堂吉诃德》，它碰巧和塞万提斯的原作字字对应，虽然它因为切近当代被看作高于原作。而且，一个不动脑筋的直译本是对协议的严重侵犯。世界上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出版商都会拒绝出版用这种方式翻译出的作品。这种译作或许当然保存了自己认为的原创性，但它是不可接受的、不可读的、不忠实的作品，而翻译合同要求的标准则是可接受性、可读性和忠实性。

引用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著名的文章“译者的任务”中说：

　　如果译作最终的本质是要追求与原作的相似性，任何翻译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正如伟大的文学经典的主体和意义在过去的世纪中已经发生彻底转变一样，译者的母语在发生改变。虽然诗人在自己的语言中的用词保存了下来，即使最伟大的译作也注定要成为自己语言发展的组成部分，并最终被语言的复兴所吸收。翻译已经远远地脱离了两种僵死的语言的贫瘠的等式，在所有文学形式中，只有翻译被人们赋予特殊的使命来观察原始语言的成熟过程和翻译自身诞生的阵痛。

　　正如伟大的德语作品翻译家拉尔夫•曼海姆（Ralph Manheim）的名言，译者就像拿着作者台词说话的演员，如果作者能说英语的话，他就会这样说。正如人们期待这种艺术的高水平从业者所做的那样，曼海姆对翻译的观察非常有洞察力和说服力。不管翻译是什么，在曼海姆的翻译公式中，翻译是一种解释性活动，译者与原作的关系体现着演员对脚本的阐释或音乐家对作品的演奏。

　　令人感到吃惊的是，这种演奏形象或许可以解释如下事实，我总是倾向于把翻译过程看作事实上的口授来讨论，一种别人随时可以听见的活动，与沉默的、孤独的过程不同。我想到作者的声音和文本的声响，然后想到我自己尽可能清晰和深刻地听见这些声音的义务，最后想到我同样迫切地用另外一种语言把它说出来的必要性。尤其是在诗歌翻译中，这个过程并不纯粹是比喻意义的，相反，它是我实际解释西班牙语诗歌并把它翻译成英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我自己来说，这种工作似乎是通过声音完成的。

　　我们一直阅读翻译，但在所有解释性艺术中，只有翻译不得不对付恶毒的、破坏性的问题----即翻译是否可能，有没有可能以及应该不应该可能。认识到这一点令人感到困惑和好奇。似乎从来没有人提出过演员扮演一个戏剧角色是否可能或音乐家演奏一部音乐作品是否可能的问题。这些当然是可能的，译者用另外的语言重新写出一部文学作品同样也是可能的。能做得很好吗？我认为能，我的翻译界同行业也认为能，但总是存在一些没有同情心的其他意见。

不过，即便那些最严苛、最吝啬的批评家也不得不十分勉强地承认在有些时候会出现一些非常优秀的翻译作品。世界文学作为一门适合于学界研究的学科的概念本身就是依靠翻译作品的可及性。翻译占据了普遍的、启蒙的文明概念化的核心和显著位置，这个成就非同小可，它几乎定义了欧洲的文艺复兴。

　　我们都在这个或那个时期研究的“重生”就是以作品翻译成拉丁语开始的，后来几个世纪基督教欧洲失传的古希腊哲学和科学被翻译成欧洲世俗语言。15世纪、16世纪、17世纪的诗人如西班牙人加西拉索•德•拉•维加（Garcilaso de la Vega）和路易斯•德•莱昂（Fray Luis de León）经常翻译和改编经典作品和意大利语作品。而贺拉斯（Horace）、维吉尔（Virgil）、彼特拉克（Petrarch）等诗人的译本被收录在他们本族语诗歌的集子中。 

　　翻译对我们自己作为严肃读者的认识非常重要。如果世界上没有翻译作品来阅读和研究，我们作为有文化的、受过教育的人会觉得不可思议。

　　全世界有大概六千多种语言，让我们假设其中有一千种语言是书面语，即便是天才的语言学家也不可能阅读用一千种语言的复杂文学作品。对于那些能阅读10种语言的少数天才，我们就佩服得不得了了。掌握10种语言显然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我们不要忘记如果没有翻译，即使那些掌握多种外语的人也将失去接触另外990种他们不懂的语言所写的著作的机会。如果这对有语言天赋的人来说是真实的，想象一下一切翻译都消失对其他人可能造成的影响。

　　翻译扩展了我们通过文学探索其他社会和时代的人的思想与感受的能力。翻译让我们有能力品尝从外来的向熟悉的东西的转变过程，在短时间里我们可以生活在局限性之外，超越我们自己的已有观念和错误认识。翻译用数不清的、难以描述的方式拓展和加深我们的世界和意识。

　　世界各地作家的著作被翻译成其他语言对他们也非常重要，大大地开创了读者群大幅增加的前景。作家写作的众多愿意之一---虽然不是唯一的原因---就是尽可能多地与其他人交流并影响他们。翻译能急剧增加读者数量，让更多的人接触到该作家的作品。从语言使用者数量上看，对第一语言使用者数量有限的作家来说，翻译对他赢得众多读者至关重要。对第一语言使用者众多的作家来说，如果大部分人要么是文盲要么穷得根本买不起书，翻译也是必须的。

　　当今文学界的巨大讽刺之一是，如果和西欧和拉美工业化国家相比，英国和美国每年出版的翻译著作少得可怜，但英语市场是作家及其经纪人都竭力争取要打进来的热土。实际上，英语是商业、技术、外交的通用语，虽然购书者数量一直在下降，那些有钱买书的富裕地区，读书识字水平普遍高的地方仍然是说英语的地方。几年前，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预测在美国买书的人有四千人，但他接着说，如果你把著作卖给他们和图书馆，你的生意也就基本终结了。乐观的时候，我认为罗斯有点太悲观了。但有时候，我真不敢肯定。

　　诺贝尔奖的双重后果之一是，如果作品没有被翻译成英语，任何作家就别指望成为文学奖的候选人，因为英语是所有评委都使用的语言。这个观点实际上对书在其他媒体如电影上的使用也同样适用。没有被翻译成英语的书被改编成发行量大的电影的可能性非常小。

 

原作者：伊迪丝·格罗斯曼　　吴万伟 译　　来源: 同道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