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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艺是“博物馆”上话是“专卖店”
2012.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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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市场迎接挑战 上海话剧逆流而上
 
      这些天,北京人艺60年上海展演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回顾其一路走来的辉煌历程,无论老舍的《龙须沟》,还是曹禺的《雷雨》,以及蓝荫海的《旮旯胡同》和郭启宏的《李白》等话剧无不有着明显的“人艺演剧风格”。
  反观上海的话剧市场,近年来也有一批优秀剧目出现,但相对而言,更多的还是轻松戏谑的轻喜剧。上海至今没有能跟北京人艺比肩的话剧品牌,个中原因何在?记者就此展开了一番调查。
  
  虽然也羡慕历史赋予北京人艺‘博物馆’似的高贵身价,也渴望在喧嚣都市中让上海的话剧人有块宁静的艺术创作家园,也想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办成学者型剧院,但是现实处境让已转制企业的上海话剧人更需要脚踏实地开一家——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记住的——话剧艺术品牌‘专卖店’。
  ——上话人说
  北京人艺和上话
  所处城市定位有差异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总经理杨绍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不完全认同这样的对比方式,与《龙须沟》同时期,上话前身上海人艺有《清宫外史》、《激流勇进》、《枯木逢春》,上海青年话剧团有《年青的一代》;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有《陈毅市长》、《中国梦》、《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等,这些作品在那个时代都产生过巨大的社会影响。
  其实艺术评判价值的模糊性质,决定人们在进行艺术评判时很难下结论说谁强谁弱。“‘艺术’,特别是话剧表演艺术制定这样的标准,在审美观念因人而异时,现实操作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所以不能说北京人艺比上话要强。还是留给时间决断为好。”
  不过杨绍林也坦言,上话确实在某些方面跟北京人艺存在着差距,但这里又有太多的无奈,是上话所无法扭转的。“首先我们必须要清楚,话剧不能离开自身生存的土壤,北京、上海两座城市各自所扮演的角色不一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引领中国文化潮流,那是特定的历史条件形成的,现在上海的地位则发生了一些改变。
  此外,虽说北京人艺比上海人艺晚成立两年,可在国家的直接关心下,迅速发展壮大,不仅早在1955年就有了属于自己专用的首都剧场,而且因此优势聚集了许多中国顶尖的话剧表演艺术家。
  杨绍林告诉记者,前上海人艺院长黄佐临先生为建立属于上海话剧人的专用剧场,从1950年至1994年呼吁了几乎半个世纪,结果还是成了遗愿。直到上海人艺与青话“拆二建一”组建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进入2000年的上话,才通过自筹资金、资本运作。
  上海人艺与青话
  老牌子“丢失”有无奈
  上个世纪90年代,电视业态与网络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加上剧场表演艺术的存在方式不能适应已改变的社会环境,上海的两家老牌话剧院团都进入到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刻,为了摆脱困境,主动寻求话剧事业的新生,上海人艺与青话合并成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与北京人艺60年以不变应万变的历史相比,杨绍林认为,上海人艺与青话老牌子的丢失,就品牌文化的维护而言是一种损害。北京人艺现任院长张和平先生,作为前北京市政协副主席这样省部级别的领导,对北京人艺品牌影响力的延伸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他还有着话剧艺术生产要素配置的话语权优势。
  另外,资金扶持也是有一定差别。在人员同等的情况下,北京人艺得到的公共财政投入是上话的4倍。欧美发达国家有关戏剧艺术投入产出预算,自营率标准一般控制在50%比例,即一元钱的收支预算中,剧院自筹与社会资助占比各为50%。
  但据记者了解,上话现在自筹占比已达80%,北京人艺是40%。就是一元钱支出中上话需自筹8角,而北京人艺只需自筹4角就可以了。这也难怪杨绍林会自嘲说:“上海话剧人是做事、挣钱、做梦;北京的话剧爷儿们是做梦、挣钱、做事。”
  困境之下,上话逆流而上
  显然上话面对市场时,压力更大些。即便如此,上话始终没有放弃,不仅创作出了《商鞅》、《正红旗下》、《长恨歌》、《秀才刽子手》、《兄弟》、《1977》、《大哥》、《钢的琴》这样许多被广大话剧观众记住的优秀剧目,在文化部计财司全国话剧艺术院团三个统计数据中(自营率、演出场次和演出收入),自营率和演出场次统计排位近年一直处于第一位。另外,上话每年已经达到40万人次的观众,决不会逊色于北京同行。
  而从百度网络搜索数量来看,杨绍林告诉记者,上话是262万,而北京人艺是42万。近三年,上话创排的十多个剧目在全国四十多个主要城市巡演440余场次,北京国家大剧院专业期刊,去年统计数据表明,上话仅在北京市大剧场的话剧演出份额已占到12%。
  这几年上话平均每年都有600至800场话剧演出,上演剧目四十台,新创排20台,复演20台(保留剧目)。今年上半年演出已达374场次。“其实我并不认为,我们做得多好,我只是想就此客观地做一些对比,大家的处境不一样,对上海的话剧人应该多一些善意和理解。”杨绍林说。
  北京人艺是“博物馆”
  上话是“专卖店
  面对近年来观众、媒体对上话的指责,杨绍林如此说,“中产阶层构成了我们都市生活的中坚,如果我们剧院的发展战略与策略不能随之调整,没有为这些不断新生的中产阶层生产出合适的价值和文化产品,我们必然被时代所抛弃。”
  同时杨绍林又无奈地表示,市场的双刃剑效应,要求话剧艺术院团的经营管理者,在艺术家的评判价值、社会主流的认可价值、市场观众的接受价值、资本营运链的良性循环等四者之间,追求维持话剧表演艺术创造性的活力与张力的同时,又必须保持戏剧精神的定律,这确实很难做到。
  但一味追求市场,跟着市场跑,缺少自己的文化沉淀,文艺创作只停留在社会表层,显然不利于上话的长远发展和品牌塑造。
  对此业内人士也深表忧虑,但大多无奈地表示,毕竟上海跟北京的生存环境不一样,北京有多元格局,除了北京人艺,还有中国国家话剧院、北京儿童剧院。甚至民营剧团也很多,包括林兆华戏剧工作室、孟京辉戏剧工作室、戏逍堂、龙马社等等。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经济金融中心的定位,多元多样多层次的文化需求,在上话处在龙头地位的情况下必须担当更多责任,各种类型的话剧都要做。
  上话年轻导演何念用“博物馆”、“贵族”来形容北京人艺的生存环境,而上话许多演员也告诉记者,虽然他们也羡慕历史赋予北京人艺“博物馆”似的高贵身价,也渴望在喧嚣都市中让上海的话剧人有块宁静的艺术创作家园,也想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办成学者型剧院,但是现实处境让已转制企业的上海话剧人更需要脚踏实地做一家——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记住的——话剧艺术品牌“专卖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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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闵慧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