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兼总编辑黄友义在两会期间接受中国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去年出版界引起争议的冯唐翻译版《飞鸟集》虽然引起争议，但从事翻译和评论翻译，从学术上讲，是值得肯定的。而中国名著的翻译，如有中外合作，则是更好。
“翻译就像作者一样，都希望有自己的特色，冯唐翻译的时候，他一定也希望翻译出自己的特色来，”黄友义委员说，“因此，我觉得翻译作为一种再创作，要允许译者推陈出新，有他自己的特色。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冯唐用一些大家不熟悉的，过去没用过的这种表达方式，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他也指出，做翻译的时候要考虑到当年的语言和文化环境。“泰戈尔的诗，当时是在印度写的，写的是在印度的生活感想。现在翻译成中文，首先要考虑的是要符合当时的情景。简单地说，你做翻译时不能把一个农民的话翻译成教授的语言，你也不能把教授的话翻译成农民的语言。译文要符合原著的特色，特别要符合原文创作时当时和当地的文化因素，然后还要考虑如何跟今天的读者阅读习惯接轨。今天的读者身处互联网时代，大家的语言更丰富，也更简练。并且，不管你是否承认，现在的语言经常带有发泄的色彩，这些因素也得考虑进去。所以，我认为不要因为他用了几个词，就彻底肯定或否定他做翻译的努力。”
他认为，翻译好坏，经常是见仁见智的事。不过他说，“首先要看译文是否符合泰戈尔的想法，翻译要忠实于原意。如果符合，再考虑是否符合今天的中文读者的口味，那就没有大问题。我觉得冯唐 作为一位作家，愿意从事翻译，是值得肯定的，他做了一件勇敢的事情，至于译文好不好，那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学术上可以讨论的事情。”
去年7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冯唐重译的泰戈尔诗集《飞鸟集》。然而该译本中一些充满个人色彩的翻译风格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出版社12月28日表示，决定从即日起下架该书，评估审议后再做后续决定。冯唐则对此表示：“历史和文学史会对此做一个判断。”
说到外国人翻译中国名著，黄友义委员也肯定了外国译者的贡献。“四大名著一般都是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外国人自己单独进行翻译的版本，没有中国直接参与。但是应该肯定这些人为传播中国文化做了很大的工作，要感谢他们，而且他们的译本出版早，在海外发行的渠道很畅通，”他说。
“但是外国人翻译中国作品经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汉语博大精深，他们有时候不容易把握得那么准。这方面他们肯定没有中国学者具有的优势，这里且不说名著本身是古文，和现代汉语有差异。所以外国人翻译中国作品，在准确性上会有出入。最好的办法，还是中外译者密切合作。我最欣赏的，还是外国人和中国人合作翻译的版本，因为这些版本对中文的理解非常准确。比如《红楼梦》的全译本，就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外国人翻译的《石头记》，出版早，流传广，另一个是杨宪益、戴乃迭的版本。但后者的特点在哪里呢？杨宪益的中文功底很深厚，他能把中文的意思把握的十分准确，而他的英国妻子戴乃迭则在语言上进行了更好的加工。比如炸茄盒怎么做，什么味道？这个外国人没吃过，没做过，就很难翻译准确。就像两年前举办过的一次中国优秀作品翻译比赛，内容都是当代中国小说。获得英文一等奖的是外国人的译作。他的译文非常流畅，用词恰当，但有一个情节讲蛇皮口袋，他翻译的不准。蛇皮口袋我们都知道是塑料编织袋，但获奖的那个译者，就翻译成用蛇皮做的口袋。”
黄友义委员认为，在对外翻译方面，中国人在外文语感上有先天不足；外国人则对中文的理解不足。“这就是为什么经典作品一定要中外合作，这样才能更好的做到‘信达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