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嘉宾
陆建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英美文学学者
黑 马 10卷本《劳伦斯文集》译者、作家
刘 锋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译林出版社总编辑
有学者说得好，文学翻译无疑是一种创造性劳动，但这种创造性必须以丰富的学养、认真的态度为基础，不然的话，就很有可能被滥用，成为众多糟糕和错误翻译的借口和托词。前些日子，由于冯唐翻译的泰戈尔作品《飞鸟集》所引发的争议及下架事件，使得平日里寂寞的文学翻译，一时成了大众关注的热点。
借此契机，本报特邀陆建德、黑马、刘锋这三位有过翻译实践的学者，对当下文学翻译的现状发表了各自的意见。所见或有不同，但他们的这份关切还是有价值的。
冯译《飞鸟集》：遗憾的“出格”
《中国社会科学报》：前一阵子，中国翻译界有件事比较夺人眼球，就是冯唐翻译的泰戈尔《飞鸟集》引起争议。诸位对此怎么看？
黑马：翻译的基本原理，就是在目的语里找到所翻译的外语的对应词汇和表述方式，如在不同情况下可把house翻译成房子、屋子、住房、住宅等，但怎么也不能说成是与房无关的任何东西。作为一个名人，冯唐歪曲了翻译的根本意思。把面具说成是裤裆那是对泰戈尔的玷污，同时也是对翻译这个职业的玷污。仅凭媒体列举出来的所谓翻译诗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小说销量很大、粉丝无数的人在任性胡闹。所以我就很不屑参加这场“争议”，因为这种争议是没有逻辑和根据的，就不该有什么“争议”，有争议反倒说明没了是非。当我们在说翻译时，谈论的对象其实根本就不是翻译，这是件荒谬而又荒诞的事。
刘锋：首先声明，对冯唐以“裤裆”译英译泰戈尔mask的过格做法，深表惋惜，极不赞成。不过，我觉得现在并不是从学术角度讨论冯唐译《飞鸟集》的理想时机。冯唐的“骚”笔，着实惊了世界，以致人们无法冷静下来，去体察他“出格”的译笔下原来也藏着许多“用心”。也许，5年10年以后回头看冯译，会理性些，更容易看出他的诸多追求，承认他甚至也有超越前辈译家的地方。但眼下，他很难得到这个机会，所以说惋惜。《飞鸟集》译者冯唐，就像一个任性的孩子，凭借不俗的中英文功底，刻意耍酷。有些酷，耍得太出格，不仅激怒了一些读者和同行，客观上多少也遮蔽了泰戈尔（至少英文里的泰戈尔）那份柳丝般的清丽。
陆建德：关于冯唐译《飞鸟集》，曾有媒体打电话来让我发表意见。对我来说，评价此事比较困难，因为我对他的英文水平不是很清楚。假定他的英文水平很高，译作又如此夺人眼球，就更不想说什么了。文学翻译没有统一的标准，靠的多是大家的感觉。但无形中有一些规矩，偏差也不会太大，所以太出格的翻译大家不能接受。现在中国社会有一种戾气，或者说是痞子气，有时候也会反映到翻译中来。有些词肯定是可以用的，但在自己家里和公共领域还是有差别的。遇到这种情况，最好还是不予置评，敬而远之。
怎样理解“信、达、雅”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让我们现在真正回到文学翻译的正题上来。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在现在，绝大多数人读的都不是原版外国文学作品，而是外国文学翻译作品。因此译作的好坏至关重要。可以说，优秀的译作引导读者，糟糕的译作误导读者。那么什么才是好的译作呢？清末启蒙思想家，也是翻译大家的严复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
刘锋：“信、达、雅”一直是翻译界最能获得广泛接受的标准。这个标准，解决三个层面的问题：信，强调的是说了什么，是内容；达，强调的是要用能让人明了的表达传达所说的内容，是起码的要求；雅，强调的是怎么说，是风格，是高级的要求。过去，关于“雅”，发生过一些争论，甚至有人主张取消“雅”，主要是因为过于执着于“雅”的狭义。
黑马：这三个字，首要的是信，也是根本。就是对原文的忠实与贴切。有了信，达才可能，也就是句子和行文通畅明了，读起来自然流畅如母语。至于雅，就因人因作品的格调而异。原作雅，译文自然要雅；原作充斥着俚俗，译文就不能为了雅而改变其俗。这说到底还是个信的问题。估计严复当年要求做到“雅”还是指翻译那些格调高的散文和诗歌作品，指的是文字总体上要符合规范吧。而小说要写世间万象，各色人等，就不能一味地雅，否则也是对原作的背叛。比如杨绛胞妹杨必翻译的《名利场》就是极好的的例子。萨克雷的尖酸刻薄如此传神，18世纪伦敦小市民的恶俗语言如此逼真，我当时就是当中国人写的英国社会小说读的。如果这样的小说里没有俚俗，只顾文字高雅，就背离了原著，不能算是好的翻译作品，甚至是失败的作品。译者应该像个性格演员，有高超的模仿能力，如同写中文小说一样，写到什么人什么情境就该用符合那个时空和人物性格的语言，该破口大骂时绝不能吴侬软语，该之乎者也时绝不能有俗语夹杂其中。这就是信和达。
陆建德：“雅”是中国士大夫的习惯。有时候我们读古人书信，会觉得“雅”是礼的一部分，两者是分不开的。英语写作强调逻辑性和清楚的表述，在此基础上如果能有比较细腻的感情，有更严密的思维，有幽默感，当然更好，不会去刻意求“雅”。钱锺书先生说得好：“翻译的最高境界是让原作‘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
清末民初，那“富于弹性的文言”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严复生活的清末民初，西方文学作品及社会科学著作被大量介绍到中国来，当时译者采取的是什么样的翻译策略？
陆建德：严复和另一位福建人林纾（即林琴南）都是大翻译家，有“译才并世数严林”之说。他俩也是好朋友。鉴于晚晴时期列强入侵，民族危机加深，他们都希望通过引进西方的先进制度和文化来启发民智，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在选择文本上，自然也服务于此目的。
林纾第一部翻译作品是小仲马的《茶花女》，译名为《巴黎茶花女遗事》（1898年首次出版），效果就特别好。为最大限度地避免读者的阅读障碍，也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出发，他没有全文照译，而是适当增词、删减或改写，在内容上有所取舍。在林纾和严复的时代，中西两种语言的差别特别大，用什么词汇来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是个问题。林译用一种“自由式古文”，用钱锺书的话说，就是“富于弹性的文言”，描绘了茶花女的生活和感情，在当时的背景下特别能够打动人心，很多人读了小说都哭了。在翻译《黑奴吁天录》（即《汤姆叔叔的小屋》）时，他也是有所取舍，如把基督教的内容去掉，以“爱国保种”取而代之，符合当时中国的政治需求。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有点像我们现在所说的“编译”了。
陆建德：这样容易被国人接受。在翻译的过程中，林纾注意到了不同文化语言的互相磨合，注意到了要让中国的读书人感到舒服，注意到了效果。所以说，林译小说比较对中国读书人的胃口。正因为如此，林译小说对一大批近现代作家文学倾向的形成、文学道路的选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朱自清、钱锺书等人都有读林译小说的经历。周作人就说过：“老实说，我们几乎都因了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引起一点对于外国文学的兴味，我个人还曾经模仿过他的译文。”
陆建德：再说严复。与林纾不同，严复选择的翻译文本多是西方社会科学著作。其《天演论》译自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而且只是选译了部分导言和讲稿的前半部分，翻译时也是有选择的，甚至有所发挥。在当时民族存亡的关头，《天演论》宣传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严复译介亚当·斯密的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时，书名也没按原文直译，而是意译为《原富》。有意思的是，他将Economy（经济学）译成“计学”。当时他做这些选择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现在我们社会科学方面大量的双音节词汇都是来自日本，严复从古文中挑选的翻译词汇，现在流传不多。他对中外的差别是特别敏感的，一直强调中国社会改革的长期性，尤其重视教育的作用。严复对英美政治、思想和文化有些方面的认识超过了“五四”时期的人。
《中国社会科学报》：毛泽东称严复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中国人”之一。
陆建德：除了严、林二人，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上还有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值得一提，就是章士钊。他在清末民初对译学理论作出过特殊的贡献。章士钊在1910年发表了《论翻译名义》，“讨论义译、音译之得失”。后来又发表了《论逻辑》《释逻辑》，指出日本人将Logic译成“论理学”，严复译作“名学”，还有人译作“辨学”，都不如严复原来所译后又放弃的音译“逻辑”。章士钊认为翻译西方的新术语，应准确涵盖其全部意义，如果“义译”达不到，不如取其音译。这是很有见地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所以，他极力主张的“逻辑”的译法，也为我们沿用至今。
陆建德：总的来说，在近代中国那个草创阶段，翻译是比较灵活的。像林纾的译文确实很“达、雅”，但在“信”这一点上似不能过于追究，因为每个时代的理解都不一样。
翻译是一仆二主，须有敬畏之心
《中国社会科学报》：林纾和严复两位大师是译界先驱，已经在翻译上走出了一条路。那么后来者……
陆建德：后来当然完全不一样。“五四”之后，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有一大批人从事翻译，包括鲁迅、周作人、茅盾、郭沫若、冰心、巴金、郑振铎等在内的许多作家，都是既从事创作又从事翻译。那时候的作家不少人都留过洋，会外语的也多。加上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现代汉语已经变得跟西方语言很接近，翻译起来也不像以前那么困难。现代汉语比较注重语法，也比较西化。鲁迅先生在翻译外国作品时，还故意保留原有的语言风格，希望通过翻译改变思维方式。直译让汉语的句子变得比较欧化，也凸显出某种陌生性。那时的译者，学养深厚、汉语和外语都有很深造诣的不在少数。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到1966年这段时间，中国出版的外国文学翻译作品，可以说是相当严谨和有质量的。这主要是因为从译者到编辑，态度都特别认真。当然也是因为那个时候总量很小，跟现在完全无法相比，译者和编辑对一本书可以反复修改、字斟句酌，而现在有版权期，几个月就得译完。另外那时翻译报酬也比现在要高，傅雷等人专事翻译就能养家，叶水夫译了《青年近卫军》能买一座四合院，当然那时四合院也比较便宜。但无论如何，译界先贤和前辈对待文学翻译那种敬畏和认真的态度，值得现在的年轻译者学习。
黑马：这点我深有感触。在过去20多年中，我有幸采访了30多位前辈翻译家，包括萧乾、冯亦代、叶君健、杨宪益、杨绛、英若诚、傅惟慈、吕同六、李文俊、飞白、劳陇、杨武能等。聆听前辈的教诲，如同上一堂又一堂的专业翻译课和人生历史课。他们对所翻译的作家作品都是敬畏的，如杨绛在文章里所说，翻译是一仆二主，既要吃透原著对得起作者，又要能翻译成地道的中文让中国读者满意。所以这些老翻译家工作起来总是殚精竭虑，过的是“一名之立，旬月踯躅”的日子，译稿总是改来改去，就是为了求得译文的准确和贴切，让“二主”都满意，当然自己在这个求索过程中也就获得了洗礼和锤炼，对自己学术良心的锻造也是一种必需。听这些人谈心得体会，不能不被他们的敬业精神所感动。
傅惟慈先生在其临终前两年曾在给我的书上题词说：“翻译这潭水要多深有多深”，因此一辈子都加着小心。他这是至理名言啊。我记得自己最早翻译《劳伦斯传》时，刚刚研究生毕业，自我感觉还不错。但经过我的老师劳陇校订时一改，就把我仅仅是翻译“对”的句子改成了“好”的句子。如我翻译的“被世界拒斥的人”，被老师改成“世界的逐客”。这就是浅水和深水的区别。杨绛先生曾说过，翻译完后要再进行一次“点烦”，去掉啰唆的词句，使句子凝练隽永。有时我们会发现不同的译者翻译同一个版本，字数会差很多，多数人就是省却了“点烦”这道工序，翻译出来的句子冗长啰唆。
刘锋：作为出版从业者，最大的幸运，就是有机会接触到有意思的人和书，自然也会有幸碰到不少出色的译家，其中不乏令我敬仰者，如黑马提到的傅惟慈先生。而对我本人文学翻译产生较大影响的，是俄罗斯文学翻译家力冈先生。他译《查米莉娅》的经历，是一段译苑佳话。力冈先生朴素地将一个文学译者的素养要求，概括为“敏锐的美感，细腻的文思”，说的是文学译者的感受力（理解力）和表达力。这十个字，我一直作为箴言。理解文学作品时，审美感悟力要强烈而敏感，词语的丰繁语义与声响，句子的抑扬顿挫与节奏，段落的起承转合与左牵右连，语义及逻辑上的前后呼应，有时句子或段落的某个位置、某个词语或声响会成为一道光，照亮这一页、几页甚至整个文本，这一切，一名合格的文学译者，不仅要敏锐地感受到、捕捉到，还要如蚕吐丝般一一传达出来。我发现，优秀的译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翻译的敬畏之心。
中国译界的两种乱象
《中国社会科学报》：德语文学翻译家叶廷芳曾对媒体说，现在文学翻译粗制滥造现象严重，外文、母语、翻译技巧上都有问题。法国文学翻译家余中先也感叹道：这些年来，颇有些“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每个行业都在急功近利，一切都向钱看，出版界也不例外。
刘锋：中国译界乱象横生，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假冒伪劣作品盛行，以致劣币驱逐良币。有人说，在当下的出版界有一群“影子译者”，谁都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是他们什么都能译，而且译的都是各国的传世名著。第二种乱象是译者本人并非水平不高，有的还是大学教授，但其学术译著中竟然出现一些无法容忍的低级错误。
《中国社会科学报》：你列举的两种乱象确实很有代表性。
刘锋：第一种乱象，实际上是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状况在翻译领域的一种表征，并非仅存于翻译界。只能寄望于社会建设和诚信机制的逐步完善，才能从根本上杜绝。第二种乱象，成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对翻译缺乏应有的了解和尊重，以为只要懂点外语就能翻译，致使众多本无资格从事翻译的人实际干出了不少翻译“伟业”，此类现象积零为整，形成令人瞩目的景观。最典型的例子，是风景名胜区笑不尽的翻译笑话。二是译者对翻译缺少敬畏心。或心态浮躁，胆大心粗，望文生义；或急于求成，追求速度，萝卜快了不洗泥。
《中国社会科学报》：该如何治理？
刘锋：针对两类乱象的治理，目前只能力求加大力度治表，而出版机构在其中起着很关键的作用。可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政府或行业管理部门，要尽快制定行业规范，核定出版单位（包括民营图书公司）译作出版资质、翻译编辑资质，同时加大对问题严重译作出版者问责力度。二是出版单位要站在诚信经营高度，认识和对待翻译出版，制定翻译作品编辑规范，要采取处罚奖励并举的有效措施，提高编辑责任意识和职业水平，让他们始终牢记鲁迅先生对译者的忠告：词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
黑马：应该说所有的源头截流都在出版社。如果出版社有人把控住，又怎么会闹出将“Lesbian” （女同性恋） 译成“黎巴嫩”的笑话！最难翻译的社会科学著作很多出自大学教授之手，可惜的是，有的人学科上出色但外语很差，有的人外语过关却欠缺知识结构，有的人态度很不认真，匆匆译完不检查就交稿。但是，出版社只要有外文编辑对照原文或请专业人士校对，就不会出那种低级错误。这是需要成本的，而有些出版社一味压缩成本——主要是压缩稿费和校对费——那就什么笑话都能出。
谢素台和《安娜·卡列宁娜》的故事
《中国社会科学报》：看来要消灭劣质翻译作品，出版社是关键，其中编辑的责任意识和职业水平又是重要的一环。
黑马：编辑把关产生名译本的最好例子就是谢素台老师校订周扬译的《安娜·卡列宁娜》。据说由于编辑付出太多，周扬同志主动提出译者加上谢素台的名字。
《中国社会科学报》：此事属实，记者为此曾向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俄语编审张福生老师进行过求证。那还是20世纪50年代初人文社刚成立那会儿的事。周扬原来有一个译本，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英译本语言不错，托尔斯泰本人也看过，但是英国人爱删，所以原译本必须重新校订。
黑马：周扬同志没有时间做这个工作，当然所有校订工作都是编辑谢素台做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而且还补译了很多。张福生老师说，这只是他们的一种工作程序。不只是《安娜·卡列宁娜》，不少名著名译都经过编辑校订，如金人译的《静静的顿河》由文洁若（文先生也懂俄文）校订，梅益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由刘辽逸校订（补译了5万多字），等等。大家知道，这些编辑本身都是很厉害的译家。
黑马：所以说出版社的作用是最重要的。当然不是说编辑都要具有谢素台、文洁若、刘辽逸老师那样的高水准，也不是鼓励编辑都来当合作者，那是不现实的。但编辑最起码可以比对中外文核查，发现问题退回去重新来过，这样就能消灭八成的乱译本。
刘锋：在操作层面上，我觉得试译特别重要。无论什么作品、什么牛人，最好先试译一下。因为语言是千差万别的，也是很微妙的，能把这个人的东西译好，不一定能译好那个人的东西。举个例子，译林出版社有本书，就是西班牙当代作家阿尔韦特·桑切斯·皮尼奥尔的《冷皮》，它将主人公置于非常极端的境地，来拷问人性的本质，获得了西班牙评论之眼小说奖。找译者的时候，试第一个，没找到那种感觉，我们就接着再试，先后试了三个人，而且这三人也并不是什么新人，直到比较满意为止。
总体翻译水平比过去高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果拿今天的一些译本与过去的相比，会不会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感觉？
陆建德：不，不是这样的。其实过去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好，就像有些人把民国理想化一样。所以我们也不要觉得现在的翻译特别差，民国时翻译中的问题其实也很多，“银河”（the Milky Way）还被译为“牛奶路”呢。社会有了很大的进步，总体上翻译水平也比过去高了很多，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中青年翻译家。只是现在是海量出版，比起过去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所以也很容易发现问题。
刘锋：这点我也同意。整体上现在的翻译水平还是超过了以往，但是过去那种顶尖的译者也很难见到了。试问，今天还有朱生豪那样的大家吗？朱译《莎士比亚》以典雅传神见长，应该说达到了严复所说的“信、达、雅”。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学者谈中国长篇小说现状时用了“有高原少高峰”的说法，或许这也是译界现状。为什么现在产生不了大家？
刘锋：应该说从某种程度上，产生翻译大师的社会环境已不复存在。时代变了，大家生活的步子、节奏也都加快了，难以静下心来做好一件事。而前辈翻译家的那种学养，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今天的人难以企及。此外正如陆老师所说，那时候总量小——量小机会就少，客观上也形成了一种淘汰机制。而现在是海量，有些出版社买了版权，就顾不了那么多，找个人就翻。在一片汪洋大海之中，就是好东西也被淹没了，很难出来。
陆建德：虽然很难出大家，但总体翻译水平不差。出现了一些问题，但还是有机会修正的。
刘锋：只要译者、出版者坚守底线，公众理性地行使监督与批评权，管理机构措施到位，我们的翻译出版终究会越来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