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是公认的翻译家，他通晓12种语言，翻译达400多万字，并于2006年获“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他没有对自己的译派、译论、译观加以定位，但比较翻译的语言派和文化派对其翻译的看法，可见其翻译观的偏向。

　　翻译研究的文化派代表谢天振曾撰文称赞季羡林翻译实践作品多、质量高、促进中印交流，还赞赏其有“高超的翻译艺术”，“独特感悟和见解（深刻的翻译思想）”，肯定季羡林的翻译“文笔洒脱又漂亮”，“用规范流畅、符合原文要求的译文语言，曲传原文之妙”，同时，也重视和忠实于原文本及原文语言和文化信息。谢天振举出季羡林的多个译例，如《罗摩衍那》，说明他的翻译是“既能做到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又能保留原作（史诗）的风格”，坦言季羡林只有“零星”数篇短文论及翻译，其他“译论”散见于其译作前言或后记。

　　简言之，季羡林译观之一是寻找和对待原文文本的认真，反对对转写或翻译的文本进行转译。其译观之二是反对“粗制滥造的翻译”，他说：“一篇文章，尤其是文学作品，倘若译成另一种文字，连叶也不能相似，当然更谈不到味了。”其译观之三是，翻译务必追求“理想化的境界”。季羡林承认《红楼梦》这样的文学巨著在任何人的译笔下都会有“信息的失落、增添或扭曲”，但还是不能不朝向最高翻译境界的努力：除了不能“转译、粗制滥造”，也不能用自己的“想像、诠释”取代原文的精神。如为了翻译古印度文学，季羡林学习了梵语，以及有助于此种翻译却“鲜为人知”的巴利文和吐火罗文。

　　季羡林的译观之四是直译观。至少就文学翻译而言，季羡林认为“直译是压倒一切的原则”，“翻译文学之应直译，在今天已没有讨论之必要”。当然，这不是“死译”般的直译，而是在翻译实践中，可以酌情引进“欧化语法”，以促进汉语的“周密”化。季羡林译观之五是，要研究中国翻译史。他鼓励后学“认真总结、继承”中国几千年来的翻译史、事。正因他的推动，我国近三四十年来有不少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

　　那么，季羡林是翻译的语言派还是文化派？依笔者浅见，季羡林更接近语言派。他的翻译主张是忠实于原文（和严复的“信”吻合），神似于原文（和傅雷的“神似”相似），一言蔽之，就是语言派。

　　最近论述季羡林翻译观的陈历明也是从语言派角度对其做出了评价。陈历明高度评价季羡林的外语才能、东方学造诣、翻译造诣、“广博学识”，对中国翻译事业、翻译人才培养和大学的翻译学科建设等作出的非常贡献，阐述了季羡林的翻译“认识论、方法论、目的论”思想。

　　陈历明认为，季羡林推崇“信、达、雅”，“信”是根本中的根本，因为倘若做不到“信”字，就远离了翻译的初衷，算不得翻译，“达、雅”也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所附丽”。“信”就是忠于原作，相应的“达、雅”则分别是忠实于读者和“文学语言”。前者就是狭义的、我们习以为常的忠实观，后面是广义的“忠实”，是“看重、尊重、偏向”的近义词。陈历明从翻译研究高度把季羡林对“信、达、雅”三字的论述定位为“体现作品、读者、语言三者的关系”的“本体论、目的论、方法论”，即以“信”为本体，以“达”为目的，以“雅”为方法。在季羡林这里，“信、达、雅”是有先后次序的“三位一体”。若没有本体论的“信”，目的论的“达”以及方法论的“雅”就无从谈起。据说季羡林有时为了求得最原本、最本真的原作以及翔实的史料而“不惜一切代价”。对于严复的三字标准，季羡林认为“自己是认真遵守的”。他对原文的忠实达到了罕见的高度。

　　季羡林如何看待翻译中的变通？他承认，“不同门类的翻译”可有“不同的要求”，有的作品“能达意也行”；至于文学翻译，则“更应该允许不同的诠释和不同的表述”。但他又补充说，译者不能“随心所欲”地翻译，对于某些似译非译现象，季羡林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笔者看来，季羡林在翻译观方面根本上是语言派，只是对文化派的合理成分有一定宽容和吸纳，以免走向极端。

　　季羡林认为翻译促进文化交流，即他曾说的“拿来（西学东渐）、送去（东学西渐）”的活动。他把中国文化比喻成“河流”，不论“水满”、“水少”，“从未枯竭”，因为总有“新水注入”——规模最大的两次“注水”是古印度佛经的“水”和西方文学与科学的“水”。季羡林的文化“河流喻”足以说明其对翻译文化价值传播之重视。

　　季羡林的翻译实践和翻译论述汲取众长，例如吸取了“模糊论、模糊数学、模糊语言学”的“模糊”概念而提出翻译的“模糊（艺术）论”，肯定了“模糊”的魅力。季羡林还借用诗歌、书法和绘画艺术的“神韵”概念，认为翻译有时要求“神韵”，不求言而求意，可以“得意忘言”。季羡林也吸收了翻译文化派的合理主张，认真对待政治、文化、习俗。但他的译观主要仍是坚守严复的“信、达、雅”三字标准。绝对求“信”，相对抵“达”，适当索“雅”。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