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针对小说创作在农业背景下游刃有余，获奖作品中的鲜活人物大多根源于农村；而面对都市迅速发展的大工业却无从落笔，面对网络信息、汽车、城市的多边贸易以及显而易见的经济转型背景，作家笔下的城市流于“概念化”。对此，新疆自治区文联副主席、作协常务副主席、作家董立勃指出，工业文明在实现了人类很多梦想的同时，确实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我们每个人面对工业文明的成果时，几乎都会欣然接受。但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中，对工业文明的表现，几乎都是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比如说它带来的污染、噪音、交通堵塞，我们听到的是一片埋怨。虽然文学几乎任何时候都是在替弱者说话，但必须承认工业文明是一种强大的存在，当我们从工业文明中获得了人类那种强大智慧的体现之后，我们更需要文学那种细腻的情感表达，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董立勃的话在中国作家代表团与《作家》杂志社联合推出的系列走基层——“一汽大众现场研讨会”上引起极大关注。

　　吉林省作协秘书长、《作家》杂志主编、作家宗仁发说，我们一直在讨论“面对工业现代化的作家立场和文学选择”，从我们举办的第一届“中国作家走进一汽采风活动”开始到现在，已经3次，从“工业化进程与文学的关系”，到“汽车时代的文学与生活”，核心议题就是面对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作为作家，应该怎么理解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带来的诸多社会变化。在深入基层的采风活动中，我们看到了大工业的航母越造越大的蔚为壮观的景象，在生活中我们也在分享着这种工业现代化带来的成果，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包含着经济社会的各种因素。记得在2006年的一次文学创作讨论会上，作家毕飞宇反对批判工业文明，他说那种批判是很虚伪的。毕飞宇说，我们是从农业文明过来的，我们现在是不希望贫穷的，我们希望分享这种工业文明带来的生活改善。当然，在接受这种改善的同时，我们要付出代价，但我们同时要接受这个代价。

　　针对有作家表示，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带来物质文化巨大的诱惑，而在这种诱惑与纯文学、与我们的文化形成的冲突中，文化处于一种弱势，它必然受到一定程度的损伤时，上海市作协副主席、《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作家赵丽宏说，我们的作家不可能不面对这种变化，不可能拒绝，也不可能躲避，我们不可能回到古代去。当代文学写城市生活，写工业文明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已经成为文学作品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它需要有一种理性的态度。文学还是写人的生活，写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关系，工业文明的发展，为我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很多新鲜的事和人，到底怎么样来处理，对作家是一种挑战。尤其是生活在城市的作家，必须要面对这样的生活和这样的人。

　　《长城》杂志编辑部主任、作家李浩说，文学需要面对现代性，这是一种必然；文学需要面对未来，以及未来的可能，也是一种必然。而在这两点上说，目前文学界极为稀缺。我们在经过了某些现代性改造后，有时会不自觉地向陈旧和迂腐的东西靠拢。“我觉得我们在思考上，在审美上，在文学的广度和深度上，存在一种严重的滞后性。”他认为，假如说文学不能提供一种心智和可能，只在一个平面上打转，只跟自己玩，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死掉的文学。他同时指出，我们作家，特别是“70后”作家，越来越私人化，我们在回避某种尖锐感的公共性。有一个叫汉娜·阿伦特道的德国人指出，我们的这种退缩、这种放弃，实质上就是从公共性里面退出来，就是从人类最丰富、最有尊严和最有能力的区域内退出，它本质上是一种自我的剥夺。作为作家，在我们的文学里面，尤其是在小说里面，需要处理的是关系，处理一重或者两重关系，这个人和那个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社会、文化和经济之间的种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