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起有伏，

　　何况对斯通纳那样的人来说，

　　失败这个词显得太苍白了。”

　　杨向荣始终没有露面，他通过编辑委婉地拒绝了见面的要求，表示愿意接受线上采访。拒绝不算意外，尽管从事翻译若干年，出版的作品也不少， 去年又因翻译《斯通纳》被新京报评为年度译者，但对关注他的读者来说，试图了解杨向荣的勾勒都会被迫中断，他无意或有意地隐去身份，似乎踪迹难觅。

　　此前，杨向荣只接受过深圳某家报纸的采访，在百度上搜索，指向他的明确内容寥寥无几。

　　线上采访进行得较为缓慢，前几天的交流断断续续，无论提问亦或回答均是自由多过安排。

　　期间，为了加深对其原作的了解，他寄了本数年前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也说到早年曾翻译《巴黎评论》中作家访谈的经历，还曾录下该杂志官方网站里一位女诗人读诗的音频片段，依然记得自己“很喜欢她病态的音质和其间的咳嗽声”。

　　杨向荣坦率诚恳，并不避讳谈及翻译经历中必然存在的失误，另一面，他又显得极其“吝啬”。采访伊始，他便提出了“尽量不涉任何隐私”的要求。

　　不希望谈论自己，似乎是杨向荣的本能反应。在人们迫不及待地想要成为楚门的时候，他伸手关上房门，情愿活在信息的不平衡之中，以背影回应捕风捉影的眼光与耳朵。

　　正因于此，这次关于译写艺术的讨论才得以接近其目的，摒弃窥探的好奇心和以描述为主的解释方法，聚焦这位译者的想法本身。

　　E：Esquire  杨：杨向荣

　　E：《斯通纳》受欢迎在你的预料之中吗？

　　杨：没料到。读者关注了很久我也不知道，不过当时我又在大城市以外，当然不知道。我是译者，不是很关心翻译作品的市场行情，如果是自己写的或许会多些关注，但也不见得很关心，不管是不是自己的，到了市场就随它去了。大概就是这样的心态，不会牵挂和缠绕很久。

　　E：在什么情况下接受翻译《斯通纳》工作的？

　　杨：接受翻译《斯通纳》比较偶然，本来是不宜翻的。因为当时还有几本早就答应的作品还没动手，还有本翻译好后先放着冷却，等过段时间有距离后再修改。面对这样的工作节奏，我心里当然不愿意再接受新的翻译任务，何况还有不少翻译外的事情要做。

　　当时，我住在云南的某个小县城里，在去景洪的大巴上，接到当时还在文景的李恒嘉的电话，向我推荐这本书。因为在高速上穿隧道，电话信号不好，只听到我喜欢的麦克尤恩喜欢这本书，在大肆推荐，我就仓促暂时答应了。

　　几天后回到那个小县城，住在比较僻静的街道旁边的小旅馆里。那是最普通的云南小县，更不是旅游胜地。很简单的家庭旅馆，没有多少客人，我是常住的唯一客人。单纯不过的旅馆，我在二楼的某个房间，太阳充足得让你觉得太浪费了。

　　后来北京那边把英文书寄来，收到时邮局快下班了，酒店老板娘的丈夫、哈尼族老师开着摩托车带我到邮局，我们取来书，我大概坐在摩托车的后座上就开始扯开书的包裹了。

　　E：拆开书之后就开始看了吗？

　　杨：拆开书之后先是发现了策划龚琦附了封短信，简单介绍了下这本书的背景，接着我就在小旅馆的小大堂里站着就翻开书浏览了，此刻的浏览起到了决定性要翻的作用。不是内容多精彩，短暂的浏览是看不出太多内容和情节的，是句子的感觉，英文单词排列造成的效果，决定答应翻。最突出的感觉就是句子呈现出的那种工整的简洁感，你会觉得那些英文句子像被切成条块的豆腐，周边没有推泥带水。我觉得这位作家的简洁中藏着情，后来才发现，那个情真是太悲惨了。

　　E：什么时候发现这份悲惨之情的？

　　杨：具体发现，大概是描写斯通纳夫妇新婚后夫人的古怪开始的。这样的悲惨感是渐进呈现的，到最后死亡达到了最高峰。

　　E：你自己认为斯通纳是一个loser吗？

　　杨：爱情、婚姻、事业、病老这四样人生最基本的形态，在斯通纳的生命中没有一样辉煌发亮过，但是据此就可以定义斯通纳是失败者吗？成功者寥寥无几，即便外人觉得相当成功的人士，他们也不见得承认自己多么成功。失败几乎是人生的常态。也许在具体事情上有成败之别，但是谁也不可能事事都是成功者或者失败者，人生有起有伏，何况对斯通纳那样的人来说，失败这个词显得太苍白了。

　　E：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下进入翻译行业的？

　　杨：做翻译没有具体机缘，自然而然撞开门的。翻译无非是迷恋英语，迷恋英语大概得从中学时说起。初一的时候，我们的英语老师从深山里的营林队出来，给我们教英语。老师属于80年代的四川美女，对我年幼的审美趣味造成致命的影响。本来就对学英语渴望，由这样的老师来教，学习动力是不可想象和不言而喻的。如果说矫情点，是为美而学，不是为老师而学。

　　大学时教英语的王老师又是个大美女，文静忧郁，从不见笑，面色苍白，但你不会觉得她神经压抑或者心地坚硬。当然，我只牢牢记得面容，早已忘记她是怎么发音的了。王老师还曾当着好多同学的面送了我一张电影票，当时我打完篮球往宿舍走，我自然是五雷轰顶，后来把轰击力全有效地转化成学英语的动力，然后借了现代主义的理论书来啃。这两位老师从外因的角度以不言之教督促我早年对英文保持了不衰的激情。

　　翻译东西是毕业那年，复印了包括尤利西斯和厄普代克的《贫民院义卖市场》在内的好多英文书，然后在老爸县委的单间办公室里滔滔不绝地把一本短篇集和儿童冒险书给翻出来了，废寝忘食，母亲做完饭又打发我妹妹来叫我吃饭，我才依依不舍地离开狼藉的稿纸和书本。当然那些翻译纯属单词的堆砌了，需要有人再把我翻译出来的汉语译成中文。最初被我糟蹋的作品，在这里就不列举了，脸红。不过，至今我依然觉得自己在继续糟蹋人家的好作品。

　　E：为什么认为自己是在糟蹋原作者的好作品？

　　杨：常言道，翻译就是背叛，这个意义上算是糟蹋吧。当然也有不糟蹋的时候，有时汉语表述比英文美好多，用数千年打磨下来的发达汉语，翻译任何文种都是对得起它们的，只是要用心，要慢，可是我们的心有时不知所安，又慢不下来，所以糟蹋时有发生。

　　E：你欣赏的作家有哪些？他们是如何影响你的翻译或写作的？

　　杨：我的文字养分主要来自翻译作品和中国古典文学。不过，我把翻译文学也当汉语文学来看的，只要是成为汉语的，我权且当是作者用汉语写的。但是，我没有从源远流长的西方文学中一路看下来，而是直接截获美国当代作家看起的。马拉默德、辛格、厄普代克、罗斯、奥茨、塞林格、贝娄、海勒、梅勒、冯尼古特、契佛、安德森等等都是我主要看的美国作家。 

　　这些作家至今还是我学习的作家。我觉得当时的中国作家以及包括某些法国作家在内，面对这些美国作家，他们真是望尘莫及，有云泥之别。我们还停留在传奇取巧阶段的时候，人家早就连日常的关注期都过了。当然我觉得日常是永恒的题材，美国作家前赴后继总有人开掘日常。卡佛不在了，还有后来者。后来看的英美作家范围扩展了，有形形色色的作者和作品。最值得提及的大概要算麦克尤恩。我老是感叹要是在写自己的《果园之火》系列短篇的时候，就接触到老麦，给那些短篇多注入些变态和黑色的要素，或许会更有趣。我最初翻译麦克尤恩的短篇，为他那种冷静克制的风格，以及黄而不黄的内容，时有折服。

　　我喜欢的东西，即便最枯燥的作品都要别致些，才觉得好。中国古典文学里处处都是珍品，连个信札的片言只语都觉得美不胜收，万分讲究。去年买到几本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短短的几句话的书信都会起伏有致，不肯随便俯就，却又不造作。至于聊斋志异，篇篇是杰作，老蒲又是西方同时代短篇作家望尘莫及的大家，跟蒲松龄相比，那个时代除了几个大家外，很多欧美作家哪儿能跟他的想象力、精确、灵动以及内心的细腻相比啊。

　　E：你提到了自己早年写的短篇小说集《果园之火》，它是在什么情况下完成的，想要表达什么？

　　杨：《果园之火》是陆续写完的，虽然心里有个模糊的系列概念，但是直到写完前三篇的时候才知道总体上想达到的效果，以及想营造的氛围。非常荒唐的是，前后大概写了十多年，最早的那篇《鸽子的羽毛亮了》，动笔的时候大概23岁左右。现在已经忘记每篇的完成顺序了。我上中学大学的时候是个日记迷，毕业后就偃旗息鼓，不再记录自己的任何日常活动，所以这些小说的完成时间连我自己都没法考证了。要说表现什么，我其实想做的恰好是悄无声息的解构，就是消解主题，或者具体主题不可总结，但却好像有那么个主题存在，似有若无。在正正经经的叙述中捕捉自己力所能及的别致。

　　E：如果将翻译看作是一门手艺，作为手艺人你如何打磨作品？

　　杨：译文不打磨是绝对不行的。拿英文来说，我们对英文单词的汉语定位和含义选取天然受英汉词典的影响，初次成形的句子难免僵硬，即便不对照原文，这样的句子也需要修饰调整。如果再反复琢磨原文，想把每个单词的弦外之音都在中文句子里有所安顿和体现，那就需要对已经成形的译文再做琢磨。翻译这门手艺主要工作程序就是把别人的文本掰开了揉碎了，再调制或者合成新的东西。

　　译者面对的文本不同，修养各异，力有不逮就难免了。妙译天成自然好，但主要还需如琢如磨吧。打磨自己写的东西如果怀着深度自恋的激情去做该有多好，那样出来的文字就更有可能掷地有声。打磨这个词似乎有只重视表面和形式的意味，其实内在腠理的切割打磨同样至为重要。

　　E：你认为自己的翻译是在尽可能地还原原版吗？

　　杨：翻译会出错，但是我觉得我能翻译出来的部分，假如自己大面积地背叛了作者，译者是有感觉的，至少我觉得会很不舒服。如果我彻底理解错了，以自己当时的水平没有发现，反而会没有内疚感。译者心里会有力求还原原版的理想，这个会随经验和工作量的增加有所变化。翻译一篇散文对还原的追求和翻译几百万字后的追求不同。翻译多了，难免有不忠和错误，而且还会出现非常低级的错误。但当时就发现不了，但那些不见得就是对还原的绝对背叛，有时真是神经系统，管智力活动的细胞传递发生了故障。开个玩笑。

　　E：翻译过程中什么样的时刻比较难忘？

　　杨：翻译的难忘时刻都是痛苦时刻。我们对赞扬和顺境转瞬就忘记了，可是对刻薄的批评与咒骂会铭记好久，直到记忆这部分消极内容的细胞被光阴逐渐侵蚀。所以翻译的难忘时刻都是痛苦时刻，几乎没有一个句子是好翻的，有些句子能够读懂就觉得很欣慰了，比如有些描写微妙的意识流的小说，还有以经营晦涩长句为己任的亨利•詹姆斯的作品。有些读者对译者的苛刻好像远甚于对大量毫无语感和句子质量的本土作家的苛求。

　　E：媒体上关于你的信息很少，也有很多评价说你是一个低调的译者。这是一种刻意的选择吗？如果是，基于什么原因？

　　杨：我不觉得自己是个低调的译者，我做事基本上不太刻意，必要时会坚忍不拔，但也不会学贝多芬式的坚忍不拔，没必要，每天做点就是最大的坚忍不拔了。我按照个性的本色活着，心里没有低调高调之别。对自己已经做出来的东西，我的对待态度差不多如同虚设。如果把低调勉强翻译成不着相，那么《金刚经》里反复告诫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我不是非要见如来，觉得不狠狠地着相对自己来说成本最低，消耗的心力体力乃至货币最低，心智粘上泥垢被糊住乃至动弹不得的概率也相对低些。但这都是事后想来的好处，关键是性格如此。

　　按照自己的素愿，不要接受访谈更省心，可是我也不能自净于很多东西之外。有人把自己的写作或者演艺乃至书法成就当成权力和傲慢的来源，实在可笑。让我们牢记并努力参透：诸微尘，如来说诸微尘，非微尘，是名微尘。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如来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是实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来说名实相。

　　E：这次为什么接受了《Esquire时尚先生》的采访？

　　杨：文景的王玲和责编陈欢欢跟我说了，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听她们的。当然，我希望这样的情况越少越好，如果单纯谈个人以外的话题，那也没道理拒绝。仅仅因为是某本翻译小说的译者而来接受采访，其实我觉得很不好意思，不配享受这样的待遇或者殊荣。

　　E：一般会在一天的什么时候翻译或写作？

　　杨：我不是专业的写译人员，所以什么时候译或者写似乎没有太固定的嗜好，翻译原则上随时可以，只要状态有了就成。

　　写不能随时，需要的条件比较苛刻，当然最需要的条件是想写的东西在心里已然发萌，蠢蠢欲动。我写的不多，因为以前写了也发表不出去。最早关注我写的几篇拙作的是评论家李敬泽先生，他虽有鼓励但我还是喜欢英文多些，没有在写的方面继续颠簸前行。

　　E：可否谈谈你对写译地点的偏好？

　　杨：穿着西服，在雍容华贵和一尘不染的房间正经八百地说要写东西，那我是写不出半个字的，可是条件也不能脏乱差。在云南那种小县城安静的小旅馆的二楼写或者译，大概是我觉得还不错的环境，不要是旅游区，不要是家乡熟悉的小县，小县就是小县的那种陌生小县，最好吧。

　　E：之后会将自己的精力更多地放在写作方面吗？

　　杨：从翻译里多匀出些时间放到写自己的东西上，这对我来说是必然的取舍，何况早年写和译几乎同步进行的。我翻译任何东西都怀着从写的角度学习的心态来进行的，所以有朝一日往写上去转，不见得没有内在逻辑。翻译让我对写的肌理看得更仔细些。译者对作者的优劣按理说有条件体会得更周到。如果是个留心写作的译者，他对作者的措辞，作者的思路，作者的脆弱，可以说感觉得清清楚楚。当然这是就超然译外的译者而言，如果只是亦步亦趋对等地把语意翻译过来，没有从写作的角度学习和反思，有些东西也未必看得清楚，可能未必有读者看的深刻。所以，从译到写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属于时间分配的问题。

　　E：目前在翻译什么书或者在写什么吗？

　　杨：目前，正如你所说，我不是译就是写。译的是匈牙利某作家的长篇，单词密密麻麻，满满当当，有700多页，句子长得要命，无数的从句，无数的插入句，任性的意识流，作家常常深入到精神的幽暗国度流连忘返，该是匈牙利的《追忆似水年华》。自己写的东西就且不说了，我虽然坚决排斥城府，但是却喜欢给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保密，这样做毫无功利上的考虑，只是说了后就不自如，不便反悔而已。多年来，我拉开过好几个长篇小说的序幕，甚至到了中段，但却鲜克有终。不过，我还是不太自信地觉得，那些靡不有初的文字最后会有个期望的好结局。

 

作者: 佚名　　来源: 做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