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我的母乳，我不能没有它。一想到不能作为译者说话，我就觉得惶惶不可终日，好像丢了自己的命根子。——葛浩文

　　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　美国著名的汉学家，生于1939年，20世纪60年代服役期间在台湾学习汉语，后获得印第安纳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他在美国文学翻译领域享有很高声誉，翻译了大量中国著名现当代作家的作品，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有莫言、萧红、朱天文、苏童、王安忆、老舍、毕飞宇、姜戎、巴金、白先勇、古华等。他善于处理译者、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被厄普代克称为中国文学在美国的“接生婆”，被奉为西方中国文学领域的“首席翻译家”。

 

 

《葛浩文和他的中国文学译介》

作者：孙会军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中国文学译介研究系列丛书”中的第一本力作，梳理了美国翻译家葛浩文在推介和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方面所做的工作。全书分为译介、译术、译道三个部分。译介部分探讨葛浩文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推介，全面地总结了他的学术研究；译术部分结合具体的译本探讨葛浩文翻译的特点、得失以及风格；译道部分探讨葛浩文的翻译思想，涉及其翻译动机、翻译选题特点，论及对葛浩文的评价问题。有学者认为葛浩文的翻译是“东方主义”的翻译观，本书对此进行分析，尝试对葛译作出公允客观的评价。

　　书中详细列举了葛浩文所译的中国文学作品，生动地展开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水墨画卷，既不乏精彩文学作品原文的采撷，又充满了译者译文的编选，加之作者恰如其分的分析点评，使读者能够在领略翻译之美的同时，感受中国现当代文学著作的魅力，又能够带着批判性思维深度审视翻译大家的手笔。

　　小说翻译叙事层面的研究是一个不易突破的瓶颈。好在这些年来翻译学界不时会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面世，孙教授的《葛浩文和他的中国文学译介》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本书采取递进式的结构，从对葛浩文的中国文学作品翻译的概述，到对其翻译文本的研究，再上升到理论层面上的审视。

　　“译介”部分主要概述了葛浩文所从事的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活动。葛浩文的译介活动的主体是亲历亲为的翻译，尽管有时也有与人合译的现象。除此之外，葛浩文还与人合作编选了英译的中国文学选集。选集类的书籍在西方起到了标杆性的作用，如果一部作品被选入文集，那就说明这部作品被经典化了。如果一个中国作家及其作品被选入了西方的文学选集，也就说明这位作家是经典作家，其作品无疑是经典作品。

 

 

　　有权在英语世界主编这样的文学选集说明葛浩文是一位中国文学权威。而这一权威地位的获得与他长期从事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分不开的。葛浩文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就着手翻译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作品，迄今翻译的作品不下三十部，为中国文学在西方打开了一扇窗户，让西方读者有机会了解中国的现当代的叙事文学。而更为重要的是为西方的学界提供了研读的中国文学文本。这也就是葛浩文在中国文学译介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其实，文学的跨文化引介有多种方式。除了直接进行文本翻译之外，还有一种就是撰写文学史。在英语世界比较突出的中国文学史是由夏志清撰写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和《中国现代小说史》。其中后者影响深远，而经由这部文学史推出的张爱玲和钱钟书引起了学界的瞩目，并且成为了研究的热点，至今余热未消。西方读者借助夏志清撰写的文学史了解了中国的叙事文学，也开始关注张爱玲和钱钟书这两位作家，可谓功不可没。相比较而言，葛浩文直接将作品转译成英语，西方读者可以直接阅读中国作家的作品，这种引介方式比起文学史的方式更加直观，效果也更加显著。

　　夏志清的文学史所做的工作是引介，葛浩文的文学翻译所做的工作是译介。前者可以让西方读者关注中国文学，而后者除了起到前者的这一作用之外，还能够让翻译的作品在西方文学世界中获得经典地位，使其跻身世界文学经典行列。葛浩文翻译的作家莫言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证明了莫言作品在西方文学之林中的经典地位。本书就为葛浩文的译介工作在莫言获奖中所起的作用做了很好的说明。

　　很多人认为翻译的作品永远是从源作品中派生出来的文本，是模仿品、次生品。这样的认识就会导致对翻译所起作用以及所具备的价值的贬低，译者的地位就会被淹没。于是，人们就会漠视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背后的译者葛浩文。相反，如果极端夸大译者的作用，就会无端地抬高葛浩文在莫言获奖这一事件中的地位。无论是朝作者倾斜还是朝译者倾斜都是对他们关系的不当认知，都是不可取的。

　　依我看来，葛浩文和莫言分别作为译者和作者很好地处理了各自与对方的互动关系：莫言赋予了葛浩文以一定的翻译自由，允许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翻译的创造性；而葛浩文则给予了莫言相当的尊重，力图在翻译中还原原作品的本色，让莫言的作品在英语世界中仍然是莫言的作品，尽管原作与译作之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不同，但这些不同还不至于改变原作的文本性。这样一种认知在这一问题上对葛浩文和莫言来说应该都是公允的。

　　为什么说葛浩文的译文与原文之间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还不至于根本性地改变文本性质呢？孙教授在“译艺”部分对这一问题做出了相应的回答。此部分选取了毕飞宇的《青衣》和《玉米》、姜戎的《狼图腾》、老舍的《骆驼祥子》、萧红的《呼兰河传》、莫言的《檀香刑》以及刘震云的《手机》及其葛浩文的译本进行了对比。对比的角度各有不同：有的是从语言的流畅性着眼、有的是就引语模式的讨论，有的是从人称的角度，而有的则是从人物的声音出发，等等，不一而足。

　　在原文和译文之间所发生的这些差异，与其说是作为译者的葛浩文有意为之，不如说是英汉之间语言本身的差异造成的。有些地方葛浩文甚至会“连译带改”，这也是葛浩文出于英语语言本身对文学性在理解上的差异性要求实施的，所以不可以说是一种译者主体的“妄为”。当然，葛浩文的翻译既有得也有失，这是任何译者都无法避免的。好在这本书专辟一章予以分析说明。在这里之所以要提及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在研究翻译名家时往往会为名家讳，让读者满眼看到的都是名家的优点，往往对其缺点则避而不谈，这样反而会适得其反，损害研究的客观性。

　　我开始就提到叙事文学的翻译研究有一个瓶颈问题，那就是如何从叙事的层面去观照此类题材的翻译。孙教授在书中其实多有涉及，如人称、复调、人物声音等等的翻译处理。这些常规性的叙事研究课题理所当然地需要去审视。孙教授的这本书的主旨是研究葛浩文的译介活动，而文学理论的探讨则超出了既定的研究范围，不过这本书却能够提示我们认知葛浩文中国文学翻译的理论空间还很广，值得我们不断地去开拓和挖掘。

　　值得一提的是，孙教授最后运用了一个宏大的理论视角“东方主义”来观照葛浩文的译介活动。在我看来，这不是一种所谓“上纲上线”的多余之举，而是非常必要的理论上升。葛浩文的翻译近几年来已然成为一种现象，对其研究的成果也层出不穷。但是，我们应该把对这一现象的研究放置在何种理论语境下去实施，这虽然不能说是一个终极性的思考也至少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书中很好地论及给葛浩文的翻译贴上“东方主义”标签这一做法。如果真的贴上这个标签，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这样一种尴尬：葛浩文翻译的莫言作品若是具有浓重的东方主义色彩，那么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们就无需沾沾自喜，因为葛译的莫言作品有着浓重的所谓的东方主义式的臆造。近年来又出现了“汉学主义”的提法。相比较而言，“后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都是对西方一厢情愿式的东方臆想的批评，那么汉学主义则提出了当下汉学研究中中西方学者之间的合谋。这样看来，能否将对葛浩文的翻译活动纳入到汉学主义视角予以考察呢？那么，我们不妨沿着书中孙教授关于葛浩文翻译的非东方主义观所指引的思路继续探讨下去吧。

(文/刘华文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葛浩文和他的中国文学译介》作者简介

　　孙会军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院长、教授。研究领域为文学翻译，主要研究课题为改革开放以来英美现代派、后现代派小说在中国的译介以及中国新时期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译介。

　　专家推荐

　　《中国文学译介研究丛书》展示了翻译研究的新视野、新方法，又切合了中国当代文化发展战略的主题，而学术性和现实意义兼具。丛书体现了一群致力于翻译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在翻译研究领域的开拓努力，同时，也体现了他们对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深切关注，以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贡献自己的文化思考和学术智慧。——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院长、《中国比较文学》副主编查明建教授

　　海外汉学家是中国当代文学英译的主要承担者，其中尤以美国汉学家、翻译家葛浩文的翻译成就最为突出。在国内，葛浩文翻译研究已蔚然成为一门显学，这与以孙会军教授为代表的一批优秀中青年学者的引领和推动密不可分。本书是作者近年来相关研究的一个系统总结，从“译介”、“译艺”、“译道”三个层面系统梳理了葛浩文的文学翻译成果和文学翻译思想，是一部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的不可多得的佳作。——华中农业大学MTI教育中心副主任、翻译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覃江华副教授

　　刚刚读完孙会军教授的著作《葛浩文和他的中国文学译介》，受益匪浅。葛浩文是中国当代文学英语世界的“接生婆”，孙教授的这本著作从译介到译艺再到译道，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对葛浩文及其翻译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全景似地系统地概括和探讨，是葛浩文研究领域不可多得的成果，大大推进了葛浩文研究。著作每一章的参考文献、翔实的数据、附录中葛浩文的译作等等，无不浸透着孙教授的心血，体现了孙教授渊博的知识和严谨的治学精神。——上海外国语大学鲍晓英教授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