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虽然这是一部中短篇小说集，但其中涉及的主题多样，
有政治、经济、战争、文化、生态、道德、人性等；涉及的主人公也形形色色，有政治家、经济家、军人、神父、作家、学生、教师、农民、工程师、劳改犯等。文集反映的背景更是囊括20世纪初至20世纪末俄罗斯历史中所有重大社会变革：20世纪初苏维埃政权建立前后混乱的社会局势（《艾戈》），二、三十年代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阶级斗争、官方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控制（《在边疆》、《青年人》、《娜斯坚卡》、《杏子酱》），四十年代伟大的卫国战争（《热里亚布戈新村》、《阿德里戈—施温基根》、《终究》第一部分），战后至当代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和生态问题（《终究》第二部分、《转折关头》）等。总之，这部文集明显体现出索氏晚年创作的特征：用精准的自我意识反思20世纪俄罗斯历史，同时充满对俄罗斯当下体制和未来发展的高度关注和深刻思考。
文集的开篇之作就是反映20世纪初苏维埃政权建立前后农民起义的短篇小说《艾戈》。“艾戈”是小说男主人公——农民起义领袖艾克托夫被误叫的称呼。艾克托夫是一位传承了旧俄时代民粹派思想的知识分子。他并非农民出身，但青年时代起就立志依靠自己的知识文化拯救俄罗斯农民，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开始了各种改变农民命运的尝试。十月革命及随后发生的国内战争，打破了艾克托夫家乡
坦波夫省自给自足、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土匪抢劫队、红军征粮队、白军追捕队等各种势力使农民们苦不堪言。国内战争快结束时，坦波夫省农民再也无法忍受各种势力尤其是红军余粮征集制而发动起义。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调动强力讨伐队对起义军进行镇压。艾克托夫所接受的教育和人道主义传统使他无法坐视新政权对农民的屠杀，而此时的农民起义正需要有文化、有头脑的人当领导，所以艾克托夫将妻子和幼女留在家中，自己主动找到农民起义军主力部队，领导他们作战。但由于叛徒告密，艾克托夫被捕入狱，接受苏维埃政权的审判，起义军最终也被苏维埃政权镇压。
《艾戈》的第一部分主要写了艾克托夫去领导坦波夫省农民起义的前后过程，并以他的视角写了十月革命胜利前后至二十年代列宁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俄罗斯历史现状。在艾克托夫的眼里，20世纪初俄罗斯坦波夫省的农民起义与18世纪法国的旺代叛乱在爆发原因和残暴性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作为一名具有民粹派思想的知识分子，他对俄罗斯农民的悲惨遭遇无比同情，甚至为他们痛苦。他同他们一样，既不认为腐朽的白色政权是俄罗斯未来的出路，也不认为残暴的红色政权——布尔什维克可以长久，所以希望通过起义捍卫自由自在的农村生活。但是，深入到农民起义军内部后，艾克托夫一方面看到了农民军的正义和勇敢，另一方面也发现了他们的各种客观劣势（武器、弹药和兵力不足）和自身缺点（没文化，无组织无纪律，自由散漫，自发而原始）。第二部分集中写艾克托夫被契卡关押审问的详细过程。三个契卡分子对艾克托夫轮番实行不同方式的审问，尽显苏维埃审问机制的残暴、变态和丧失人性。艾克托夫最初坚决不背叛起义军，最终却因为家人的安全受到契卡的威胁而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坚守。但这并不能说明他对起义军的背信弃义和对自己理想的亵渎，实际上这更符合他作为一个人的真实情感，是人性在极端情况下的特殊显现。
如果说《艾戈》通过农民起义展现20世纪一、二十年代俄罗斯社会的混乱无序，《青年人》则通过被时代潮流裹挟的青年人的理想之蜕变反映二、三十年代社会环境的恶化。小说第一部分主要以桥梁建筑系教授兼工程师
阿纳托里·巴甫洛维奇的视角，写了他的学生科诺普廖夫这一代青年人身处社会转型期（旧制度被推翻、新社会正在建设中）的矛盾心理和感受。一方面，他们深感新社会发展之迅疾，一切速成的知识教育、生产建设让他们喘不过气来。另一方面，他们最具创造激情和探索勇气，渴望世界性革命，渴望摆脱愚昧无知，勇于追求自由并超越时代，对朋友和敌人都怀有宽广的胸襟，具有全球视野，洋溢着乐观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总体而言，小说第一部分所描写的青年人被真诚的理想主义所激励。第二部描写了三十年代之后，青年人被伪理想主义欺骗、全社会充满压抑紧张和注定灭亡之感觉的现象。科诺普廖夫这一代青年人在三十年代已经成为新社会的中流砥柱，但在国家意识形态的误导下，他们将阶级斗争的矛头指向诸如他的老师巴甫洛维奇这样的旧俄知识分子。与科诺普廖夫这样盲从新社会潮流和国家意识形态的新一代青年人不同的是，旧俄知识分子巴甫洛维奇始终保持独立自由的精神操守，坚守俄罗斯优秀知识分子的人格。面对学生的背叛、社会的不公，他听从良心的召唤，挺起知识分子脊梁，拒不承认当局强加给知识分子的罪责，坚决不出卖同胞。他坚持不懈的斗争，最终感化了学生，也赢得了自己的释放。
反映二、三十年代俄罗斯社会同样是短篇小说《
娜斯坚卡》的中心主题。小说通过两位同名女主人公娜斯坚卡的坎坷命运，反思了普通人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命运。第一部主要讲述了农村家庭出身的
娜斯坚卡的命运。这个娜斯坚卡在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历经磨难。她五岁时父母双亡，由神父爷爷抚养。但爷爷后来被新政府流放至死。十六岁时她加入共青团开始独立工作和生活，然而先后遭受过两位党领导的强奸。她有过一次不成功的婚姻，离婚后迫于生计和情感需要而与多名男子甚至有妇之夫发生过关系，并多次怀孕、堕胎、被抛弃。她甚至为了生计给一些国家领导人提供性服务。总之，
娜斯坚卡二十三岁前的个人生活既悲惨又堕落。然而，一九三二年，一个阴差阳错的机会，娜斯坚卡结识了一位在国内战争期间失去胳膊的英雄，从此跟随他去首都莫斯科过上了幸福生活。
小说第二部主要讲述了城市家庭出身的
娜斯坚卡的命运。这个
娜斯坚卡出生于莫斯科知识分子家庭
，并受父亲的影响从小饱读诗书，立志考入莫斯科大学历史语文系。但时局发生变化，灾难突然降临到
娜斯坚卡一家：爸爸被调到
罗斯托夫州工作，全家随同迁往那里。更糟糕的是，父亲得了重病。为了照顾重病的父亲，娜斯坚卡主动放弃莫斯科大学，而报考了当地的师范学院语文系。但大学课堂上讲的文学内容全都带有极强的官方意识形态，这让她感到枯燥无聊。此时，空虚寂寞的娜斯坚卡被班上激情四射、思维敏捷、精力充沛的男生
舒里克深深吸引。在舒里克的影响下
，娜斯坚卡积极融入时代潮流，了解二十年代苏维埃文坛上的各种文学组织和斗争，也坠入了初恋的爱河。但由于她在父亲病重时拒绝了舒里克的结婚要求，使两人的恋情走向末路。不久后父亲去世，为了照顾妈妈，
娜斯坚卡大学毕业后留在罗斯托夫工作。此时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五年计划，
娜斯坚卡被分配到中学教书。这本是她梦寐以求的工作，但学校从教材、课堂授课等方方面面进行意识形态控制，
娜斯坚卡陷入迷茫和痛苦中。但在全社会经受物质匮乏和精神沦丧的时代，她不仅激励孩子们保持对纯净美好事物永不衰竭的希望和追求，而且鼓励心情阴郁的妈妈相信美好未来。
不难看出，《娜斯坚卡》中的两位同名女主人公尽管出身不同，但在同样的时代背景下都遭遇了坎坷不平的命运，经历了无数磨难。幸运的是，她们都在恶劣的时代背景中，保留了对美与善的渴望和追求。无论是第一个
娜斯坚卡对个人幸福的追求，还是第二个娜斯坚卡对他人精神的鼓励，都是她们个人美好心灵与丑恶时代斗争取胜的表现。正是因为千千万万个娜斯坚卡，使得俄罗斯传统文化得以延续，俄罗斯民族精神得以传承，美好人性在恶的环境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在边疆》、《热里亚布戈新村》和《阿德里戈—施温基根》都主要以伟大的卫国战争为背景，但它们的关注点和写作手法有所不同。
《在边疆》以苏联元帅格奥尔吉·朱可夫为主人公，讲述了他起起伏伏的一生。第一部分主要写了年轻时代的朱可夫，讲述了国内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如何将他塑造成一名出色的职业军官。第二部分以年迈的朱可夫写回忆录的形式，回忆了他从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经历的人和事，其中重点回忆了三十年代大清洗运动，四十年代卫国战争期间他的辉煌军事生涯，五十至七十年代他所遭受的冷遇。同时以他的视角，写了对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高层领导人的看法。在朱可夫的眼里，尽管斯大林有着让人难以仍受的性格缺点，在和平年代和战争时期都做过很多错误性命令，但斯大林仍旧是一个伟人，人们在他去世后对他的诽谤和中伤有失偏颇且有悖事实；而赫鲁晓夫是一个坐等胜利、用空话和伎俩攫取战争胜利果实的人，是一个在斯大林去世后企图取代斯大林地位的野心政治家，其军功和个人能力远远不及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更是一个没有任何战争功劳却硬往自己身上贴功的虚伪政治家。
《阿德里戈—施温基根》是整部文集中篇幅最长的一部小说，也是一部直接描写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小说，其中描写了苏维埃红军沿波罗的海将法西斯德军往回打的战役。索尔仁尼琴本人将这部小说称为“一昼夜中篇小说”，主要因为这场战役发生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凌晨至一月二十七日凌晨的一昼夜间。尽管这场战役以苏维埃红军的胜利结束，但由于旅司令部上层领导的决策失误及旅政委等人的空谈，苏军遭受了无谓的牺牲和损失：不少士兵和一些优秀前线指挥官牺牲了。作家通过这部小说，反思了伟大的卫国战争：战争中没有绝对的胜利，因为胜利总是以高昂的代价换来的。因此，尽管小说描写的是苏军的一场胜利战役，但从头到尾都笼罩着悲凉压抑的气氛。
《阿德里戈—施温基根》的叙事颇具后现代特色。首先，它的时空很特别。时间很简单，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一昼夜之间。但空间很复杂，作家用蒙太奇手法展现了炮兵团长、营长、连长、排长等各级军官在自己所负责的阵线上的活动画面。尽管这些画面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但都有一个共同目标——防御德军在苏维埃步兵到来之前进攻。其次，小说的叙事风格自由散漫、凌乱无章，叙事过程中出现很多“空白”，而且小说的结尾才交代了这次战役的缘由。这些都给阅读和理解造成极大困难。只有通读完小说，并按照每一个画面中的主要人物为线索进行跳跃式整合，才能理解小说的内容。
尽管该小说中的人物众多，但作家重点塑造了团长巴鲁耶夫、营长鲍耶夫、
排长坎达林采夫和古谢夫等前线炮兵指挥官。巴鲁耶夫是临时任命的团长，以前有过丰富的作战经验且受过专门军事训练。他沉着幽默，到前线第一天就熟悉了情况并开始暴风骤雨般的指挥工作，但最终只担任一天团长后在战斗中壮烈牺牲。营长鲍耶夫军功显赫，是一个实干型军官。在前线战场，无论是在军纪方面还是作战方面，他都以身作则，深受下属官兵的尊敬和爱戴。而他也非常爱惜自己的下属官兵。由于与士兵们奋战在一线，他非常清楚上级指令的错误和愚蠢，但只能无奈地执行。在危机关头，他沉着冷静，冒着受惩罚的危险根据实际情况纠正上级的错误命令，将军队的损失减少到最低，而他自己则为了保卫大炮牺牲了。
排长坎达林采夫和古谢夫都是鲍耶夫的下属。年长的坎达林采夫有一定的生活阅历和战斗经验，在官兵中颇受尊敬，尤其受年轻排长
古谢夫的崇拜。古谢夫无论在生活中还是作战方面都缺乏经验，但充满理想，一心想建功立业、成为一名优秀的军官。尽管其父是将军，但他从来不希望受父亲的庇护，反而处处想着不要给父亲抹黑。在危机关头，他与坎达林采夫协同作战，最终赢得了保卫战的最后胜利。
与上述优秀指挥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旅政委维日列夫斯基和反特人员塔拉索夫。他们虽然身在前线，但总是拖部队后腿；不直接参加战斗，反而喜欢指手画脚、说空话；在战斗关键时刻切断与前线的联系，战斗结束后突然出现并抢战功，而将损失和罪责全部推给前线军官们。
《热里亚布戈新村》可以称得上是《阿德里戈—施温基根》的姊妹篇。小说以炮兵连基层军官“我”为叙事人，讲述了前线通信兵为了保证炮兵顺利作战，冒着生命危险在前线阵地铺设线缆、维修线路、测量和标定敌军大炮目标的故事。另外，小说还以“我”的视角对《阿德里戈—施温基根》中出现的一些优秀军官（比如鲍耶夫）进行了描述，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他们在战斗中的沉着、冷静、坚毅、骁勇、富有人情味等优秀品质。
如果说《在边疆》、《阿德里戈—施温基根》和《热里亚布戈新村》三部小说或多或少直接描写了伟大的卫国战争场面，凸显各级官兵在战争中的英勇和牺牲精神，则短篇小说
《终究》的第一部分完全没有描绘战争画面，而将视角转向即将奔赴前线的士兵们在军营中的普通生活。饥寒交迫的士兵深夜围在营房的火炉旁，一边取暖一边煮偷来的土豆。中尉波祖先在巡查时发现了这个秘密，并一本正经地汇报给大尉法季扬诺夫。他原以为大尉会进行严肃处理，结果却出乎意料：大尉对士兵们的违规行为表示理解，最后不仅没有处罚，反而让中尉将没收来的土豆还给士兵食用。小说中的大尉充满人情味，他的所作所为恰恰是人道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
《终究》第二部分与第一部分的主题完全不同，人物也完全没有关系。这也是文集中所有“两部分小说”中唯一的第一部和第二部分毫不相干的小说。这部小说的第二部分的主题是生态问题，主要通过一位副部长沿安卡拉河旅行期间听到的关于安卡拉河因为上游拦截水坝修建电站而遭破坏的事。这一破坏过程始于八十年代改革时期，一直延续到苏联解体后的九十年代。其实，遭到破坏的不止安卡拉河，还有苏维埃大大小小的其它河流、森林、动植物资源等。自然资源被破坏的过程中滋生出贪污腐败、伦理道德滑坡等不良社会现象。上述问题主要通过副部长与他沿安卡拉河的旅行中遇到的本地行政人员、船长、马达工及农民等的谈话反映出来。尽管包括副部长在内的所有谈话人都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并对新政府怀着解决上述问题的期望，但表面民主的新政府最终并未听取人民的意见，因此破坏自然资源的活动仍旧继续。不难看出，小说中的生态问题与政治问题杂糅，作者以此抨击俄罗斯社会自改革以来的生态破坏、虚假民主等负面现象。
对新俄罗斯社会描写更多的是短篇小说《转折关头》。这部“两部分小说”分别以老一代实业界代表叶姆佐夫和中年一代金融界代表托尔科维扬诺夫为主人公，表现他们在时代巨变、国家和民族处于转折关头时坚持发展民族工业和经济，最终不仅获得了个人的成功，而且为他人和社会创造了财富。第一部主要讲述了
叶姆佐夫从青年时代到古稀之年、从20世纪四十年代末至九十年初半个世纪中，在国家每一个转折时期进行的个人选择——坚持实业生产，发展民族工业。第二部以叶姆佐夫的年轻朋友——银行家
托尔科维扬诺夫为主人公。这位苏联时期的持不同政见者，在改革时代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诚实劳动成为年轻有为的银行家；在新俄罗斯时期遭遇谋杀时表现出无以伦比的沉着镇定和爱国情感，冒着生命危险继续在混乱的祖国发展经济事业。总之，《转折关头》对在俄罗斯国家任何转折时代保持理智的工商界人士给与了肯定和赞扬。在作者看来，只有这种不计个人荣辱得失、不停滞止步、不瞻前顾后的“时代英雄”，才能肩负起重振俄罗斯民族经济、重扬俄罗斯大国雄风的重任。
索尔仁尼琴在这部小说中，不仅表达了复兴国家的殷切心愿，而且表达了恢复尊重人性传统的美好理念。新俄罗斯能不能成为居住于其中的人的家园？这一点是所有当代俄罗斯作家都在深思的问题，也是最令索尔仁尼琴担忧的问题。
而与小说集同名的短篇小说《杏子酱》，再次将叙事主题转向了索尔仁尼琴最擅长的两大主题：劳改营和苏联文坛。这两个看似不相干的主题，在这部小说的两个部分中通过“作家”形象而发生了联系。小说第一部分是一个名叫费多尔·伊凡内奇的“后方民兵”写给作家的信。在信中，费多尔自称“后方民兵”， 但其实无异于劳改犯：他们在哈尔科夫机车工厂附近的劳改营挖地基修建车间。费多尔每天不仅要进行沉重的劳动，还要忍受恶劣的生活环境和苦不堪言的政治思想教育。尽管如此，与其他耐普曼子弟相比，老实的费多尔干活从不偷懒，甚至因此被政委奖励了三天休息时间。但是，长期的沉重劳动和非人的生活环境最终让虚弱不堪的费多尔晕倒在工地上，并被送进医院。尽管身在医院，但饥饿难耐的费多尔对未来不抱任何希望，于是写信向作家求救，希望作家能给他邮寄一个食品包裹。显然，小说第一部分是索尔仁尼琴劳改营题材的延续和发展。与作家的劳改营题材开山之作——《伊凡·杰尼索维奇》中的同名主人公一样，费多尔是一个农民囚犯，老实憨厚，不抗拒劳动，不偷奸耍滑。但恶劣的劳改营生活还是让他对未来失去了希望。处于生死边缘的费多尔，唯一的奢望就是解除自己的生理饥饿。
小说第二部分将笔锋转向收到费多尔来信的作家。但并没直接写作家接到来信后的反应和回复，而是通过去拜访作家的电影艺术学校教授兼剧作家基普里阿诺夫的视角，反映了作家的性格特点、文学创作及生平经历，并通过作家之口反映了他对费多尔的评价。基普里阿诺夫在见到作家本人之前，心底里并不尊敬这位功成名就的作家，认为他是一位按官方订货编造煽动人心之作的官方御用文人。然而，与作家本人的会面和谈话，改变了基普里阿诺夫先前对作家的误解。尽管作家享有官方给与的优厚物资条件和生活环境，但举手投足之间保持着朴实简单风格。他与基普里阿诺夫的交谈氛围轻松自如，交谈内容也很专业、丰富有趣。而作家对突然造访的邻居——一位迎合官方趣味、遵循阶级斗争精神的文学批评家的当面讽刺和挖苦，更凸现出作家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作家甚至在谈话中坦诚自己曾在十月革命之初不理解、不接受革命而流亡海外的重大错误，谦虚地说上层劳动知识分子比他本人知识渊博，还对文学中的教条主义、脱离群众的现象进行了抨击，最后特别强调民间语言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夸赞了劳改营中的一位当代作家在写给他的信中对民间语言的妙用，认为真正的作家都应该在文学中传袭这种原生态语言。显然，这里的“当代作家”就是身处劳改营的费多尔。小说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就这样有了联系。而小说中的官方作家形象有着索尔仁尼琴自己的影子，因为他对文学创作的基本观点，比如保持精神自由、运用民间语言、与人民大众血肉相连等理念，与索尔仁尼琴的文学创作观完全一致。
二
纵观索尔仁尼琴九十年代的小说集《杏子酱》，不难发现作家的晚年创作在主题思想、语言风格、个人理念上都与他之前的文学创作一脉相承。往前回溯，作家一生创作的脉络清晰可见：第一个时期是流亡西方前的创作；第二个时期是流亡西方期间的创作；第三个时期是回归祖国后的创作。
索尔仁尼琴第一个时期即流亡西方前的创作，主要包括六、七十年代的创作。这一时期作家主要关注劳改营题材和宗教题材。他被公认为俄罗斯“劳改营文学”的开创者和典型代表。从开创劳改营文学之先河的短篇《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59），到后来描写劳改营的长篇《癌病房》（1963—1967）、《第一圈》（1957—1968）、《古拉格群岛》（1973）等，都记录了苏维埃大大小小劳改营中的囚犯生活。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详细描写了被无辜抓进劳改营的同名农民囚犯在监狱里一天的劳动和生活，揭露了遍及苏联各地的劳改营内部的真实内幕。《癌病房》描写了一位劳改营囚犯在监狱中身患癌症的痛苦，以及劳改营里其他癌症患者的精神磨难。《古拉格群岛》是作家对苏联劳改营的全面揭露，也是索尔仁尼琴所有劳改营题材作品中最具揭露性和批判性的作品。在上述作品中，索尔仁尼琴表达了对无辜囚犯遭受非人待遇的愤慨和同情，同时对造成这种普遍无辜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批判，其批判的视角渗透到苏联社会各个层面，甚至追溯到俄罗斯历史传统和人性本身。
索尔仁尼琴的劳改营题材创作主要源于他本人的牢狱和流放人生。他1918年出生于高加索农民家庭。第二次世界爆发时，刚刚大学毕业的索尔仁尼琴立刻应征入伍，并在三年中多次立功受奖。1945年2月9日，他在给乌克兰前线同学的一封信中使用了对列宁和斯大林不敬的词语，因此被关进劳改营八年之久。1953年索尔仁尼琴刑满释放，但苦难并未到此结束，他被禁止回莫斯科或列宁格勒。于是他到偏远地区担任中学教师，直到1956年才得以平反和恢复名誉。
在被监禁和流放期间，索尔仁尼琴两次身患癌症，但他都以顽强的毅力战胜了医生最多只能活三周的预言。而且正是在偏远地区当中学教师期间，他开始文学创作。1962年，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发表并引起极大轰动，因为这部小说当时得到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的亲自批文发表。但三年后灾难再次降临：克格勃查获了索尔仁尼琴在劳改营期间创作的诗歌和记述他的劳改营经历的长篇《第一圈》手稿。当局对他的迫害再次开始，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并与官方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此后二十二年间他的作品被禁止在祖国发表。1969年他甚至被开除作家协会。1970年索尔仁尼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但由于担心被剥夺苏联国籍他未去领奖。不过这丝毫没有减缓他与当局的政治冲突。1973年他甚至发表了致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的公开信，同时以地下出版物的形式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这导致他是1974年再次被捕，并被剥夺苏联国籍、驱逐出境。从此，索尔仁尼琴先后在德国、瑞士、美国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流亡生涯。
可以说，正是多年的牢狱之苦和流放人生将索尔仁尼琴塑造成一名作家，并使他成为俄罗斯劳改营文学的开创者和集大成者。他本人曾说：“如果不是把我拘禁起来，我是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作家的。” “被捕之后，经过两年的监狱劳改营生活，我己在不可悉数的题材面前锥心泣血，目睹的一切我把它们当作难以辩驳的事实接收下来，深刻加以理解……”而索尔仁尼琴之所以叙述苏联劳改营中的人和事，根本用意是还历史以真相，给后人以警惕。
索尔仁尼琴流亡西方前的另一大创作主题是东正教人道主义。这一创作主题源自于作家本人的东正教信仰。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索尔仁尼琴的东正教信仰是在动摇之后的一种坚守。早在童年时代，索尔仁尼琴受虔诚的东正教徒母亲潜移默化的影响而接受了东正教思想和教育。但从十七岁起，他突然开始热衷于马克思主义思想。1945年遭受被捕的打击和痛苦，使二十六岁的索尔仁尼琴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于是他彻底弃绝了马克思主义，回归东正教信仰。
索尔仁尼琴将东正教理念贯穿在他的很多创作中。而在他的早期创作中，最集中体现其宗教情节的是短篇小说
《玛特廖娜的小院》（1963）。小说以俄罗斯农村为背景，讲述了信仰东正教的女农民玛特廖娜的故事。作者在描述俄罗斯农村生活时，使用了大量与东正教有关的用语，尤其是宗教节日和宗教仪式的名称。马特廖娜的日常生活也具有鲜明的东正教色彩。比如，她做任何事情前都说“上帝保佑”、“向上帝发誓”，晚祷时早早地点亮圣像前的油灯。小说的宗教氛围不仅表现在这些外在形式上，而且还体现在玛特廖娜这一形象的内涵上。她被塑造成具有圣徒美德的形象——光明磊落，仁慈友善，舍己无私。马特廖娜的这些品质，与小说中其他很多人的冷漠无情、贪婪自私形成鲜明对比。因此说，索尔仁尼琴通过这部作品，表现了善良、仁爱、克己等东正教人道主义情感。
三
索尔仁尼琴的第二个创作时期始于七十年代初流亡西方前后，止于九十年代初回归祖国。此阶段他不仅继续以劳改营题材创作了长篇《红轮》（1976），而且写下了大量的政论文。比如:《诺贝尔演讲》（1972），
《哈佛大学演讲》（1978），《我们的多元论者》（1982），《对二月革命的思考》（1980—1983），
《邓普顿演讲》（1983)，《我们应该如何建造俄罗斯？》（1990）等。在这些政论文中，作家对真理、信仰、祖国等问题进行了深刻清醒的思考。比如，1983年索尔仁尼琴在接受邓普顿奖时致辞说：“半世纪多以前，我年纪还小的时候，已听过许多老人家解释俄罗斯遭遇大灾难的原因：‘人们忘记神，所以会这样。’从此以后，我花了差不多整整五十年时间研究我们的革命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我读了许多书，收集了许多人的见证，而且自己著书八册，就是为了整理动乱后破碎的世界。”值得注意的是，索尔仁尼琴的爱国主义情感中没有大国沙文主义或民族主义色彩。
尽管
索尔仁尼琴侨居西方二十年，但如果认为他属于西方派就大错特错。实际上，他对西方的批判从他踏上西方之日到生命结束都没有停息过。早在1978年刚到美国不久，索尔仁尼琴就在给哈佛大学第327界毕业生的致辞中公然批判西方世界的种种弊端：西方文明昔日强势，今日则呈衰弱和末日气息；西方社会的技术强国论和法律治国论，导致人文精神的沦丧和心灵的平庸；西方社会破坏性的、缺乏责任感的自由，导致整个社会道德滑坡和犯罪现象剧增，甚至让人忘记在上帝和社会面前的责任；西方社会及媒体轻浮浅薄，急功近利等。总之，他在这次著名的《哈佛大学演讲》中否定苏维埃集权体制的同时，公然拒绝俄罗斯效仿西方发展之路。
而在九十年代回归俄罗斯后，索尔仁尼琴更是公开抨击美国和北约企图包围和孤立俄罗斯的政治野心，认为西方民主危机严重，俄罗斯不应草率效仿。比如，他在接受俄罗斯“文化”电视台的一次采访时说：美国十年前就出现了荒谬的工程——向全世界移植民主.....但美国应该明白，民主不能移植，不能用刺刀输入。
流亡西方二十年里，索尔仁尼琴一直关注俄罗斯祖国的变化和政策，关心同胞的生活和知识分子的命运，在批判国内集权主义的同时一直思索如何救国、强国，他尤其关注20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大变革，希望祖国进行理智的进化和发展，不希望陷入二月革命似的混乱。1990年他甚至在政论文《我们如何建设俄罗斯》中预言了苏联的解体，并奉劝当局体面退出中亚和高加索地区，与乌克兰、白俄罗斯及哈萨克斯坦重建联盟；他还再次重申自我限制、忏悔、复兴东正教等宗教理念和主张。但他的主张并没有引起当局的注意，而他所不希望的悲剧最终还是发生了。
四
索尔仁尼琴创作的第三个阶段始于九十年代回国前后，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终结。此时期的主要体裁是政论文和文学历史研究著作，《杏子酱》是该时期唯一一部小说集。
1994年5月，七十六岁的索尔仁尼琴应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回国，结束了二十年无国籍身份的流亡生涯。索尔仁尼琴起初是怀着一颗救国强国的赤子之心高调回国的。从纽约机场出发前，他就向来自全球的记者高举带有镰刀斧头封面的苏维埃联邦国家护照，表明他不忘祖国之心；并决定先乘飞机在俄罗斯远东登陆，然后乘火车向西横穿全俄，最终抵达首都莫斯科。回国后，索尔仁尼琴在各种政论文、演讲、访谈和电视讲话中，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救国强国思想。《20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1994)、
《倾塌中的俄罗斯》(1998)等就是典型例证。这些政论文主要体现了索尔仁尼琴的两大治国理念：倡导人民实行“自治”，强调俄罗斯民族特质。比如，他在《倾塌中的俄罗斯》中写道：“人民的精神生活比疆土的广阔更重要，甚至比经济繁荣的程度更重要。民族的伟大在于其内部发展的高度,而不在于其外在发展的高度。”
尽管新俄罗斯政府给予了回国后的索尔仁尼琴前所未有的荣誉和礼遇，但他似乎永远保留了“持不同政见者”的个性特点，对新俄罗斯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道德等方方面面都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正如索尔仁尼琴的儿子说：父亲不仅批判当局，而且批判当代生活各方面的缺陷，甚至批判媒体。而最遭他批判的是叶利钦时代的私有化及其支持者，因为私有化具有明显的不公正性质。
索尔仁尼琴对新俄罗斯的批判首先针对其虚假民主。他说：“我的确——很早以前就是民主的捍卫者，关于这一点我也不止一次写过，——但只能是真正的民主：即人民确实通过自治机构掌控自己的命运，人民代表不被一些具有倾向性的党派代表所替代，官僚现象及其解决过程都不应该躲在看不见、穿不透的障碍背后。” 在索尔仁尼琴看来，新俄罗斯只是“形成了政治阶层”，而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因为政党和议会都是没用的空谈机构；新俄罗斯公民的经济权和独立权不但得不到保障，而且仍旧保留着苏维埃体制下的诸多缺点，比如当局决策和行动不透明，选举活动中犯罪势力猖獗，金融寡头控制一些地区并企图摆脱当局控制，行政由幕后势力操纵等；改革以来大部分居民的正常生活条件被毁，成千上万的人在忍辱负重的劳动和半饥饿状态中挣扎；改革摧毁了全民教育，尤其摧毁了改革年代十岁左右一代人的教育；新俄罗斯死亡率超过出生率，吸毒和艾滋病盛行等。上述种种悲剧被索尔仁尼琴视为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恶果，因此最遭他批判的是叶利钦私有化制度。正因为如此，1998年他拒绝领取叶利钦颁发的象征俄罗斯最高国家奖章的“圣安德烈勋章”，并声称“不能从一个将俄罗斯带入当今灾难的最高权威那里接受奖赏”。
针对新时期俄罗斯虚假的民主，索尔仁尼琴提出俄罗斯应该建立地方自治，认为只有来自人民的、来自基层的东西——才是未来俄罗斯的基础，也才是俄罗斯应当依靠的东西。索尔仁尼琴赞赏普京为俄罗斯复兴做出的努力，认同普京坚持俄罗斯走自己的路、建立俄式民主社会的主张。他还强调全民公决的重要性，认为全民公决是“重要的武器，但要善于利用它”。他呼吁新政权要珍惜和爱护人民：“珍惜人民——这是当局面临的主要任务。当局的每一步都应该致力于此。” 而在对外政策上，索尔仁尼琴批判本国一些政治家对他国的教训口吻，认为俄罗斯首先应该自我疗伤，与此同时不允许他人践踏俄罗斯人。
索尔仁尼琴不仅批判当代俄罗斯社会的假民主现象，而且批判当代俄罗斯人缺乏爱国情怀、思想道德滑坡等现象。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俄罗斯人的爱国主义只在二战期间具有世界性的、令人愉快的意义，而如今大家对爱国主义情感充满了不信任甚至仇视态度。针对这种不良现象，索尔仁尼琴呼吁俄罗斯公民保留爱国主义精神，呼吁俄罗斯民族保持其历史的、东正教的精神道德本源。
尽管索尔仁尼琴回国后一直与各种活动家、电视台、读者等交流，宣扬自己构建俄罗斯国家的理念和思想。但他的建议无论在当局中还是民众当中，都没起到真正作用。当局没有采纳他的任何建议，甚至非常讨厌他的露骨批判。民众也不认可他提出的构建俄罗斯的模式，甚至对他批判当今俄罗斯的一些言论表现出不满和愤怒之情。如果说回国前的索尔仁尼琴在俄罗斯民众中有着诸如“俄罗斯的良心”等神话般的美好印象，则回国后的索尔仁尼琴在民众心中逐渐失去吸引力。因此到了生命的最后几年，索尔仁尼琴逐渐沉默。面对同胞的不理解，他无奈地悲叹：“俄罗斯的未来很艰难。”
尽管晚年
的索尔仁尼琴抱病在身，但他仍旧坚持创作。除了小说集《杏子酱》，他还创作了
历史研究著作——《两百年在一起》（1990-1993, 2001-2002）。在这部两卷本献给俄罗斯和犹太人复杂关系史的专著中，索尔仁尼琴并没有从俄罗斯或犹太人的单方视角来看待这一问题，而是通过不同民族传统的视角，让他们以共同的文化和知识基础进行建设性对话，探寻真正的相互理解，克服许多世纪以来的偏见和怨恨。
五
无论哪个阶段的文学创作，索尔仁尼琴始终使用不同寻常的语言。这种不同寻常性，首先体现在古旧性和试验性上。换句话说，他的文学语言深深根植于俄罗斯民族土壤，同时进行鲜明大胆的创新。其语言的古旧性表现在：从六十年代的第一部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到九十年代的最后一部小说集《杏子酱》，到处充满古旧的、甚至已经死亡的俄语词汇。正因为如此，俄罗斯研究者斯皮瓦科夫斯基称索尔仁尼琴为“落后的复古主义者”。而根据俄罗斯学者卡尔波维奇的分析研究，索尔仁尼琴使用的“不同寻常”词汇中，只有40%出自达里词典，其余的全由作者自创；而且，所有这些“不同寻常”词汇在索尔仁尼琴的文学本文中只用一次。
索尔仁尼琴文学语言的第二大不同寻常性，是他常常使用读者所熟悉的前缀、词根、后缀、词尾等来生造新词。读者通常凭借这些构词手段，再借助上下文，基本可以猜出这些自创词的意义。因此说，作家勇敢地打破语言“标准”之束缚的同时，又保留了许多世纪传承下来的俄罗斯语言传统。索尔仁尼琴生造新词，绝不是为了制造“古旧气息”，相反是为了拓展现代语言的表达方式和意义内涵。创新对他而言，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拓展新的、出乎意料的、史无前例的艺术任务。
索尔仁尼琴文学语言的第三大不同寻常性，表现在他大量运用俄罗斯民间谚语。他用这种方式记述俄国、批判俄国、唤醒俄国，表达自己对“俄国现象”的深思，表现出十足的民族性，同时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和启发性。
索尔仁尼琴文学语言之所以不同寻常，是因为他长期关注俄语在当代的发展状态。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就发表了诸如
《习惯上不用焦油而用酸奶油使红菜汤变白》（1965），《几点关于语法的设想》（1977—1982）等文章，表达他对俄语发展的关注和担忧。在他看来，现代俄语词汇极其贫乏，而且充斥着大量外来词尤其是英语外来词。为了抵制俄语的退化，也为了净化俄语，他编写了《俄语语言扩展词典》。在这本词典里，他以达里词典为基础，吸收了从19世纪普希金到20世纪阿斯塔菲耶夫等诸多俄罗斯作家的词汇创新，为俄语标准语提供了扩展词汇，修订了现存的正字法和标点符号规则。尽管作家本人强调这项工作更多地具有文学性而非学术性，但他所做的工作无疑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因此，1997年5月29日索尔仁尼琴
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六
索尔仁尼琴在俄罗斯文化史上是一个具有多重身份的特殊人物。他不仅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历史学家、预言家、布道者。因为他在诸多领域的杰出贡献，2008年8月3日他病逝后，包括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和总理普京在内的国家领导人及社会名流为他送行。普京在唁电中写道：“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的去世，是整个俄罗斯的一个巨大损失……他的创作和社会活动以及他整个漫长、多舛的生活道路，为我们树立了真正的献身精神的范例，一个无私地服务于人民和祖国的榜样，一个无私地服务于自由、公正和人道主义的楷模。”
然而，索尔仁尼琴首先应该是一个文学家，因为他的坎坷人生与他的文学创作有关，而他的各种思想理念都表现在他不同时期、不同体裁、不同题材的文学创作中。他的个人命运，与20世纪俄罗斯的灾难和不幸紧密相连。他的文学创作，也是他对20世纪俄罗斯历史的反思，充满了忧国忧民的情怀。正如俄罗斯科学院院长尤里·奥西波夫所言：“若没有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俄罗斯20世纪的历史不可想象”。
与此同时，研究索尔仁尼琴的文学创作，脱离社会政治环境，脱离他的社会活动和思想理念，是有失偏颇和客观的。正如
中国学者任光宣所言：“我们应当看到两个索尔仁尼琴。一个是作为政治活动家的索尔仁尼琴；另一个是作为作家的索尔仁尼琴……我们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和态度，去研究这位在其创作中反映出20世纪整个俄罗斯乃至世界的复杂性、悲剧性和矛盾性的异常鲜明的、复杂的、充满矛盾的创作个性。”俄罗斯文学批评家拉蒂宁娜也提倡创建“索尔仁尼琴学”， 这在某种意义上也说明了索尔仁尼琴在俄罗斯文学史中的复杂性。
不管索尔仁尼琴在国内外的影响怎样，不管他对俄罗斯和西方世界的批判是否客观公正，也不管他的治国理念是否适合新俄罗斯，但作为一个精神独立、不依附于任何权力的知识分子，他的确堪称优秀知识分子典范。他敢于冲破任何时代、任何体制的束缚，冒着生命危险说真话，同任何违背人性、违背真理的现象做斗争，且对下层民众充满同情，对俄罗斯乃至世界的发展充满担忧。他曾在《牛犊顶橡树》中写道：“我一生中苦于不能高声讲真话。我的一生都在于冲破阻拦而能够向公众公开讲出真话。”这种坚守真理和正义的文人情怀，忧国忧民的人道主义精神，值得任何时代、任何国度的知识分子发扬光大。
作者简介：
李新梅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俄语系教师，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俄罗斯文学、文化。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北二外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中心会员。出版学术专著两部，译著一部。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教育部社科、上海市教委科创、上海市教委重点课程项目各一项。入选复旦大学“卓学人才计划”。荣获上海市外语界十大杰出人物青年教师提名奖、复旦大学青年教师教学比赛二等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