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王智量
88岁的王智量，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俄语文学系，历任北京大学教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全国高校外国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译协理事，还曾获资深翻译家称号和俄国政府颁发的感谢状。
历经妻离子散和起落沉浮，年近九旬的王智量如今依然思维敏捷、性格开朗。说起艰辛年代里母亲、儿女的受累，师长的知遇之举和萍水相逢者的关心接济，仍会潸然泪下；但一说起普希金、屠格涅夫这些俄国诗文名家，又常常流露出孩童般灿烂的笑容。老先生始终铭记着屠格涅夫的一句话，他把这句话挂在墙上：“你想要幸福吗?先得学会受苦。”
因身体抱恙，王智量如今一年中总有三四个月住在医院里。记者刚进病房门，他就高兴地拉着记者的手说：“来，来，来，看我重新整理的《饥饿的山村》，有人要出版呢。”
正说着，老先生拿起笔，在第一版旧书上用红笔注释删改起来，“这本书能再出版，太好了。”王智量露出灿烂的笑容。
少年
痴迷《叶甫盖尼·奥涅金》
王智量说，他曾翻译普希金的代表作《叶甫盖尼·奥涅金》。最初的译稿王智量是写在马粪纸、香烟壳、顶棚纸、小学生作业本上的。“普希金被称为‘俄国诗歌的太阳’，而这本书就是我生命中的太阳。”
王智量有着扎实的中国诗歌基础，从小就对古诗词展现出浓厚兴趣，读书时代开始接触了新诗，王智量也偷偷地写了一些。后来学习外语后，对于西方诗歌的兴趣愈加浓厚。
1949年，王智量在哈尔滨外国语学校进修俄语，在街角的一个书店，他第一次见到了普希金的名作《叶甫盖尼·奥涅金》，那是一本插图单行本。
回到北大后，他对照着吕荧先生的中译本和另一个英译本一句句地读，凡是看不懂的和觉得译错的地方，就去请教老师。就这样，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完全用课外时间和自学方式，把普希金的这本诗体小说中四百多个十四行诗节全都背了下来。“现在回想起来，我自己都感到吃惊！”王智量说道。
王智量曾遭遇很多人生苦难，上世纪50年代末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光，“我坐在河北滹沱河河边。春天河水涨得很厉害，我就想着，我跳下去就一切苦恼都没有了。我坐了一个小时，最后，把头上的帽子扔进了河里。说了一句：‘你去跳吧！’”
那时，支持王智量活下去的不仅是父母和孩子，他还有一个信念，他觉得他还有用，还要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而这个力量却是在厕所里找回的。
遇挫
何其芳鼓励他译下去
就在王智量要前往河北省东部太行山区农村的前一天，中关村科学院社会楼第三层里安静极了。王智量说：“我坐得实在无聊，我到厕所小便。站在那个白瓷便池前正发着呆，忽听得身后有人走进厕所。我头也不敢转一转，眼睛更不敢斜视去偷觑人家，只能一动不动地僵立在那里，终于听到了离开的脚步，我转过身，见到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先生正立在我的身后，我不敢开口，也不知该说什么。在这种时间，在这个地方，我万万料想不到其芳先生低声地、匆促地、也是认真而严肃地，用他浓重的重庆口音，对我说了一句： ‘《叶甫盖尼·奥涅金》你一定要搞完咯！’忽然间，我万念俱灰的世界里有了一线光明，还有人对我抱着希望，要我继续翻译下去。”
从那时起整整20年，王智量没有工作，没有固定收入。在这样的生存环境里，读普希金和《叶甫盖尼·奥涅金》，琢磨如何将原诗的节奏韵律更好地传达出来，仍然是他的每日功课。如今，王智量先生翻译的两个《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本已出版。他还在84岁高龄的时候完成了《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三版的翻译。
不只是《叶甫盖尼·奥涅金》，还有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狄更斯的《我们共同的朋友》……王智量先生从俄、英、法文直接翻译过来的20多种译著广受赞誉。他翻译的狄更斯作品《我们共同的朋友》是目前唯一的中译本，曾被我国政府作为礼物，赠送给英方。
老年
70多岁回国写作
1978年，王智量调到华东师范大学工作时，已经50岁了，十多年后退休，随子女移民澳大利亚，转居美国。不过，他在70多岁时又回到了国内，理由是：“我要回来做事。”而如今88岁的他仍然全心投入文学事业中，准备再次出版《饥饿的山村》。
“有一点精力就拼命做，哪怕暂时无人出版，因为写作、翻译是我的爱好。”王智量相信，对历史的反省和记录，对文化“真东西”的传承，在我们国家不可或缺。
《饥饿的山村》记录了在1960年春天，王智量被派到甘肃省定西县重灾区支援春耕时他所闻所见的故事。故事和情节主线都是真实的，里面有很多事情都是他亲身经历的，甚至还有一些经历他都无法写入小说。老人在回忆往事时，眼泛泪光。
那时他们每人每天的口粮就是一个拳头大小的苦菜团子，外面裹着燕麦和泥土，就像个驴粪蛋。一天，有个50多岁的老太太在他后面领了饭团，因为要去上厕所，她就把团子放在了厕所对面的窗沿上，等她出来团子却不见了。“我看到她就这样缓缓地滑倒在窗沿下，没有骂人，拍着腿无力又委屈地说‘我也饿呀！’，然后转身慢慢爬回了自己屋子，从那以后再没见她出来。”
老人说着，模仿着，眼眶里已充满了泪水，“这件事直到现在都让我心酸，在外面吃饭，哪怕剩下一点东西，我都会打包带回家”。王智量生活很节俭，绝不浪费食物，“粮食绝对不能浪费，这是救命的东西”。
“现在终于可以重新出版这本小说了，你看我在修改。上一版去掉了尾声，新的一版我要加上，因为小说太压抑，尾声我想给读者新的希望。”王智量一边在病床上修修改改，一边告诉记者。
往事
想到母亲我都要流泪
如今，王智量和老伴以及外孙女仍挤在华师大一套实用面积40多平方米的老公寓里，这是30多年前他分到的房子：“我的家里有三多：书多、衣服多、吃的多。”
在王智量拥挤的房间里，满目除了书画还是书画，除了四周的书柜和当中的书桌，其余地方只能容一人站立。
王智量爱画画，他平时都在一次性餐盘上作画，若有学生或者读者来访，这些小作品就是他赠送的礼物。
说起外孙女的来历，王智量说，1年前他从澳大利亚回上海，看到家里有个两岁的小丫头抱着桌腿望着自己，妻子告诉他，她的女儿（为妻子与前夫所生）和丈夫离婚了，夫妻两个谁都不肯要这个孩子。“我说，那我们养吧。”
现在外孙女大了，王智量每月收入的一半用来支付外孙女的各项开支。“我留着钱也没用，能给她用就最好了。”王智量很疼外孙女，要什么都给买，手机、平板电脑一个都没落下。“她父母困难，我们要负起责任养她，不管是不是亲生的，我都把她当成自己的孩子。实际上我就是爸爸，她外婆就是妈妈。”
即将90岁的老人，乐知天命。王智量平时翻译写作，空余学习画画，还要通过邮件和朋友联系。他称自己是老朽，但老而不朽。
每年，王智量因为心脏问题要住三四次医院，医生让他休息，不要翻译，他对医生说：“你们如果觉得我没救了，我就自己走到太平间去了。”
“我现在住院都不敢告诉其他人，因为有很多人来看我，弄得医院像超市一样热闹，因此被医生批评了很多次。”王智量说，“有很多人的陪伴，我现在很幸福。我觉得幸福就是做人有良心，内心感觉到很舒服。我母亲曾对我说过：‘不管你地位多高，名气多大，你只要记住一句话，做人要凭良心，假如你做不到这句话，你就不配做人。’我给学生上课也讲这句话，这就是我的行动指南。”
王智量性格耿直、单纯，也因此受到了很多折磨，父母也陆续因生活困难而死去。“你不要笑话我，每次想到母亲我都要流泪，我这个人很脆弱，像小孩子一样。”王智量说着说着就红了眼眶，“过去的都让它过去吧，我现在生活挺好的。唯一遗憾的是，我还没去过俄罗斯，以前我有几次机会去，但都错过了。”
对话
给中国诗人铺一条路
广州日报：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诗歌感兴趣的？
王智量：我初中一、二年级就对古诗词感兴趣了。后来逐步接触了一些新诗，自己也偷偷写一些，慢慢进入了诗的境界。后来学了外语之后，自然而然地走进了西方诗歌里去。
广州日报：您的诗歌翻译得到很多的好评，您对诗歌的翻译是如何把握的？
王智量：翻译诗歌不仅要传达形式，而且还要结合中国诗歌传统进行体现。我认为要把外国的诗歌翻译成中文，不仅是要让读者感受到原作者的激情，还要对我们中国的新诗建设有好处。我们的新诗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建立自己的格律。当代中国的诗歌有各种形式，虽然也有很好的诗歌，但诗歌作为一种文艺形式，应该有它自己的格律。像四言、五言、七言、长短句等都是如此。所以我翻译诗歌要求非常严格。必须按照原来的韵脚来翻译，既不能违背原意，又要保持节奏，把韵律表现出来。我翻译诗歌就是希望给中国的诗人提供一个参考，这就是我们翻译人的使命，去给别人铺一条道路去走。
广州日报：您不仅是个翻译家，还是个作家，您除了《饥饿的山村》，还有其他作品吗？
王智量：实际上我写过两本小说。还有一本叫《海市蜃楼墨尔本》，这是我1998年~2000年在澳大利亚生活时写的。这本书主要讲述了中国人在澳大利亚生活的故事，反映出澳大利亚对于中国人始终是海市蜃楼，无法真正融入。后来我的一个学生出了4万多元找出版社印刷出版，却遇到了骗子，最后这本书只印了100多本。不过这本书现在已经出版了。
广州日报：《饥饿的山村》里的小标题和内容很震撼，里面有多少是真实的，有多少是虚构的？
王智量：小标题是编辑自己加的，故事和情节主线都是真实的，我写这本书的理念就是要把那个时代记录下来，告诉大家，我们的国家已比过去富强很多。
广州日报：好的翻译家，中文造诣也会要求很高，对于读书你有什么好建议给年轻人呢？
王智量：最开始接触面可以广一些。比如，大学一、二年级可以涉猎各方面的书，在这里面找到自己大致粗略的方向，然后给自己建个书目。学习应该像造金字塔一样，基础很广，逐渐收拢，最后进入自己的专业，在这个专业领域里走到塔尖，你就会作出贡献了。
作者：陈庆辉 来源：广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