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婴先生今年已90高龄了，先生是我敬仰的长者。因专业关系，与先生多有接触，也在不同场合听到先生谈起过对翻译的看法。最近的一次是在2010年11月，在我校举办的纪念托尔斯泰逝世一百周年的学术会议上。那天，先生在夫人的陪同下，坐轮椅来到会场，并作了发言。先生谈到了托尔斯泰的艺术成就、人格力量和人道主义思想，也谈到了他翻译托尔斯泰作品的体会。先生说得很动情，也很深刻，这是一个把自己的精神血肉融入翻译事业的不平凡的老人。

　　不过，就我所知，草婴先生谈翻译，比较集中的一次是他在30多年前开的系列“翻译讲座”。那是1980年的秋天，地点在华东师大的文史楼。讲座间隔3周进行一次。当时，先生被聘为华东师大兼职教授，他是作为教授的身份来为关注俄罗斯文学的师生传授他的翻译理念和翻译心得的。尽管经过“文革”炼狱般的磨难不久，讲台上的草婴先生依然精神矍铄。看得出，先生是经过精心准备的，他为听众提前发放了讲座材料，材料上印有他翻译的莱蒙托夫、托尔斯泰、高尔基和肖洛霍夫等俄国作家的中俄文对照的作品选段。先生娓娓道来，听者聚精会神。讲座内容丰富，这篇短文录下的只是片言只语，而且因时隔多年，可能不尽准确，但先生翻译理念和翻译技巧的闪光之处还是能感受到的。

 

 

　　先生的讲座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是谈他的翻译理念，涉及“何为文学翻译？”“文学翻译的标准是什么？”“如何做好文学翻译？”诸问题。在先生看来：“文学是创造性的工作，文学翻译是再创造的工作，也是一种艺术工作。”“文学翻译是文化交流的一部分，要有益于中国的现在和中国的明天。”“翻译者要使译本打动读者，就要把作者的形象思维传达给读者。所谓‘文学翻译’就是这种传达过程。”“翻译时，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作者的思想感情在译者的头脑中应该是明晰的。”“优秀的文学翻译要做到让读者‘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语言文字本身是不断变化的，翻译就要用中国读者当下习惯使用的语言文字。”“我认为，文学翻译优劣的标准就是看译者能不能完整地和真实地把原作者的思想感情传达给读者，越完整越真实越好。”“翻译者应该设想，如果原作者能用译文的语言写作时，他可能会运用什么样的字句来创作。”“要保持‘洋味’，反对‘洋腔’。所谓‘洋味’，指的是外国作品里本来就有的外国风俗、外国人的性格等。不能冲淡，更不能改变。所谓‘洋腔’，是指语言文字上的外国习惯和外国用法。　　一般情况下，要尽量避免。”“要充分尊重原作的风格，同时译者也要有自己的风格。就像是演员，同样是演《雷雨》中的角色，演员各人会有不同的风格，但他们都忠实于曹禺原作的风格。当然，有时译者个人风格过强也会损害原作的风格。”“翻译理论应该‘百家争鸣’，翻译实践应该‘百花齐放’。”“决定文学翻译水准的高下，过硬的外文水平当然不可少，但更重要的是中文水平。有志于文学翻译的，要把一半以上的时间用于提高本国语言的修养上。”

　　二是谈他在俄罗斯文学翻译中的心得体会。与一般的翻译课程的最大区别在于，这是一位成就卓著的翻译大家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的经验之谈，因此十分生动，也十分珍贵。先生认为，要特别重视原文中的动词的翻译，动词是句子的灵魂，一个句子译得好不好往往取决于动词译得准不准；在处理句子的长短问题上，总的原则是尊重原作者，作家在作品中描写动作和描写内心活动时会用不同的句式，但也要考虑中文的特点，一般来说，中国读者不喜欢太长的句子，处理时既要根据原文情景，又要考虑读者的欣赏习惯；对话在小说和戏剧中特别重要，翻译对话时要注意人物的身份和性格特征，要恰如其分，要生动和口语化；姓名翻译要避免硬译，外国人的姓名对中国读者是个负担，翻译时要设法减轻这种负担而又不损害原作，姓名尽可能简化，尽量做到一个人一个名字，但对话中要保留俄罗斯人的称呼习惯；翻译描写风景的文字，要注意景物的色彩、形状和声音等的翻译，注意原文中风景描写与人物活动背景的关系，为了传达出原文的意境，必要时可以加个别字，使译文的语气更连贯；中文中表达褒贬的方式比外文多，在翻译时要斟酌字眼。先生在讲座中还涉及了一系列在文学翻译中常常会遇到的具体问题，诸如译文中的成语和谚语的处理问题，主语的位置问题，度量衡的中译文表达问题，标点符号、叠字和短语的翻译问题，等等。

　　那年，草婴先生才50多岁，他给自己设定的译出托尔斯泰全部小说的宏大计划也才起步不久。但是作为翻译家，他的翻译思想已经成熟，他的翻译技巧已到达炉火纯青的境地。草婴先生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所举的例证又非常鲜活，如他在谈人物外貌的翻译时，他举的是安娜外貌的翻译，而此时先生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已进入尾声；他在谈风景描写的翻译时，他举的是《当代英雄》中的有关描写，而此时他在“文革”前翻译的莱蒙托夫的这部名作刚刚问世。因此，这样的讲座，对于关心文学翻译和喜爱俄罗斯文学的听众来说，无疑是接受一次翻译艺术和人格魅力的洗礼。

　　先生的这些言谈虽然朴实，但却是一个成熟的艺术家的肺腑之言。今天，当我们拥有了这么多洋洋洒洒的谈翻译理论的著述，拥有了前人所无法比拟的大量的文学翻译成果时，我不知道新一代的文学翻译成就和翻译水准是否已经有了实质性的超越？作为文学翻译作品的忠实读者，我读到过当下的一些优秀译作，但不少译作读来则让人遗憾。也许，在如今略嫌浮躁的译风面前，我们还是有必要重温先生关于翻译的见解，有必要认真研读那些将文学翻译视作生命的翻译大家的翻译力作。

 

 

 

 

　　我始终相信，优秀的文学翻译家的翻译工作是与人格的力量关联着的。前几年我让一位研究生以草婴先生的翻译艺术为题做过一篇学位论文，文末有段话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如草之青，如婴之纯，当我们再度审视草婴走过的翻译生涯和人生道路时，透过历史的长廊，我们感受到一种时光的沉重，同时也看到了一种穿越时光的力量，那是一种从恬淡人生透悟出的人格力量，是一种宽广而深刻的生命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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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建华　1947年生，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国家社科基金评委；中国资深翻译家；曾任上海翻译家协会理事；长期从事俄罗斯文学、中外文学关系、外国文学学术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主要译著有《陌生人》、《小绿棒》、《中国古典文学在苏联》、《米尔格拉德》等；著有《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阅读俄罗斯》等10余种，任《外国文学鉴赏辞典大系》总主编，《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总主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