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看看其他人的回忆。

　　首先是常风，以下文字出自《和钱钟书同学的日子》：
　　我第一次碰见钱钟书是在冯友兰先生的逻辑学课上，印象很深，一直到现在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我们那时上课在旧大楼，教室里都是扶手椅，没有课桌。我进了教室，看见大约第五六排有空位子，就走到靠右手的一个椅子上坐下来。后来又进来一位同学，和我一样也穿着蓝布大褂，他走到我这边，坐到我右手旁的空座位上。我不知道他是谁。

　　冯先生河南口音很浓，讲课时口吃特重，所以记他的笔记很不容易。比如，他讲到亚里士多德时，总是“亚、亚、亚里士多德……”坐在我右手的这位同学忽然从我手里拿过我的笔记本，就刷刷地写开了。我当时有些不高兴，心想这个人怎么这样不懂礼貌呢？可是当时也不便说什么。冯先生讲完课后这位邻座就把笔记本给了我。下课后他走他的，我走我的，出了教室，我也未向他道谢。我看了笔记本才发现他不但记下了冯友兰先生讲的亚里士多德，还把冯先生讲课中的引语、英文书上的原文全都写了下来，这着实让我吃了一惊。

　　这着实让我大吃一惊，还没完呢：

　　钱钟书看见我书桌上的书就翻开了。他看见《国学概论》一书（钱穆著），前边有钟书父亲钱老先生写的序，就说：“序是我写的，只是用了我父亲的名字。”后来他又看见了别的书，其中有爱尔兰作家乔治·穆尔写的《一个青年的自白》。他很惊讶地问：“你看这本书吗？”我说：“以前看过郁达夫介绍这本书，所以来到清华后就到图书馆借了出来。”这样，我俩就聊了起来，这就是我与钱钟书友谊的开始。也就是这时候，我知道钟书很崇拜约翰生。后来几十年我虽未见他提及这位伟大的作家，但晚年他很喜欢看各种字典，也许与他崇拜约翰生有关。

　　《约翰生字典》，这书后面还会出现，不急，继续看：
　　钟书搬到曹觐虞房间后，我才对他的读书方法有所了解。他是一个礼拜读中文书，一个礼拜读英文书。每礼拜六他就把读过的书整理好，写了笔记，然后抱上一大堆书到图书馆去还，再抱一堆回来。他的中文笔记本是用学校里印的16开大的毛边纸直行簿。读外文的笔记用的是一般的练习本。他一直就是这样的习惯，看了书每天要写笔记。他的大作《谈艺录》和《管锥编》都是这个时期就打了基础的，他当时的看法后来有些由他自己纠正了。前些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他以前对克罗齐的著作有偏见，没有认出人家的正确性。我想，他在晚年想纠正的年轻时的看法一定是很多的。

　　再来看看邹文海的回忆，文字出自《忆钱钟书》：
　　二十八年十一月，我间道赴辰溪湖南大学任教，他亦去宝庆蓝田师范学院。我们结伴同行，日夕相共者几及一月。……从宁波到溪口，一节乘汽油船，一节乘黄包车，足足走了一天，此后则全部乘长途汽车，每站都得停留三天五天，不是买不到票，就是等待行李到达，没有一站是顺利通过的。开始我还利用等车的时间就近寻险探幽，以后因步步为营，心境愈来愈恶劣，真是懒得动弹了。锺书君却依旧怡然自得，手不释卷。我走近去查究他看的是什么书，方知他翻的是英文字典。“咦!一本索然寡味的字典，竟可捧在手中一月”。他看到我惊奇之色，正色告诉我说：“字典是旅途中的良伴，上次去英国时，轮船上惟以约翰生博士的字典自随，深得读字典的乐趣，现在已养成习惯。”我说我最厌字典，看书时宁肯望文生义地胡猜，不愿废时失业地查字典。他说我不求其解的态度不能用之于精读，而且旅途中不能作有系统的研究，惟有随翻随玩，遇到生冷的字，固然可以多记几个字的用法。更可喜者，前人所著字典，常常记载旧时口语，表现旧时的习俗，趣味之深，有不足为外人道者。我那时才知道锺书君真是博闻强志，积学之深。

还有很多就不举了。

 

　　最后看一下杨绛的回忆，以下文字出于《钱锺书是怎样做读书笔记的》：

　　许多人说，钱钟书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他本人却并不以为自己有那么“神”。他只是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不仅读一遍两遍，还会读三遍四遍，笔记上不断地添补。所以他读的书虽然很多，也不易遗忘。

　　他做笔记的习惯是在牛津大学图书馆(Bodleian——他译为饱蠹楼)读书时养成的。因为饱蠹楼的图书向例不外借。到那里去读书，只准携带笔记本和铅笔，书上不准留下任何痕迹，只能边读边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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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笔记很费时间。钟书做一遍笔记的时间，约莫是读这本书的一倍。他说，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很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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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书的笔记从国外到国内，从上海到北京，从一个宿舍到另一个宿舍，从铁箱、木箱、纸箱，以至麻袋、枕套里出出进进，几经折磨，有部分笔记本已字迹模糊，纸张破损。钟书每天总爱翻阅一两册中文或外文笔记，常把精彩的片段读给我听。我曾想为他补裰破旧笔记，他却阻止了我。他说：“有些都没用了。”哪些没用了呢？对谁都没用了吗？我当时没问，以后也没想到问。

　　以下重点：
　　第一类是外文笔记 (外文包括英、法、德、意、西班牙、拉丁文)。除了极小部分是钟书用两个指头在打字机上打的，其余全是手抄。笔记上还记有书目和重要的版本以及原文的页数。他读书也不忽略学术刊物。凡是著名作家有关文学、哲学、政治的重要论文，他读后都做笔记，并记下刊物出版的年、月、日。钟书自从摆脱了读学位的羁束，就肆意读书。英国文学，在他已有些基础。他又循序攻读法国文学，从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而二十世纪；也同样攻读德国文学、意大利文学的历代重要作品，一部一部细读，并勤勤谨谨地做笔记。这样，他又为自己打下了法、德、意大利的文学基础。以后，他就随遇而读。他的笔记，常前后互相引证参考，所以这些笔记本很难编排。而且我又不懂德文、意大利文和拉丁文。恰逢翻译《围城》的德国汉学家莫宜佳博士(Professor Dr.Monika Motsch)来北京。我就请她帮我编排。她看到目录和片断内容，“馋”得下一年暑假借机会又到北京来，帮我编排了全部外文笔记。笔记本共一百七十八册，还有打字稿若干页，全部外文笔记共三万四千多页。

　　以上是钱锺书读书的经历，大致勾勒出了他学外语和外国文学的方法，“天道酬勤”，有些东西，坚持一年是一个境界，坚持十年是另一个境界，坚持一辈子就是钱锺书的境界了。

　　钱锺书的语言天分是肯定的，通过《钱锺书生平十二讲》和《无锡时期的钱基博和钱锺书》，我们得以详细考察钱锺书早年的学习经历，不要忘了，钱基博本人就是国学大师，加上“无锡国专”的大师们，钱锺书20岁之前就通古典文学是无疑的。钱锺书中学所上的桃坞中学和辅仁中学是教会学校，上课主要科目都用英文教材、用英语教，中学时代他就能独立翻译《世界史纲》中的一章文字了，这是早年的基础。

　　我们看一下钱锺书自己的“供述”，以下文字出于《林纾的翻译》：
　　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上公认的事实。他对若干读者也一定有过歌德所说的“媒”的影响，引导他们去跟原作发生直接关系。我自己就是读了他的翻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我事先也看过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等等，都觉得沉闷乏味。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我把林译里哈葛德、欧文、司各特、迭更司的作品津津不厌地阅览。假如我当时学习英文有什么自己意识到的动机，其中之一就是有一天能够痛痛快快地读遍哈葛德以及旁人的探险小说。

　　最后看一下杨宪益的回忆，比较符合对钱锺书的客观认识，以下文字出于《回忆钱锺书兄》：
　　记得只有一次，向觉明兄拉钟书兄同一些中国同学见了面。在座谈中，钟书兄好像没有什么话，他只拉我在一起，大谈一位法国女作家的书札集如何机智有趣，这位女作家是17世纪的瑟维叶夫人，她在路易第十四时代同一位侯爵结婚，作了侯爵夫人。侯爵不久就与人决斗死了。她在守寡期间曾给亲戚朋友写了不少信，现在留下来的还有一千七百来封。信的内容大都是写当时法国宫廷中的琐事，从其中可以看到不少当时法国上层社会的风俗人情。我没有读过这部书，但记得当时钟书兄只顾得同我大谈瑟维叶夫人，而置大家不顾，回想当时情况很可笑，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其实钟书兄是个书呆子，整天沉醉于书堆里，置一切于不顾。当时并不完全是有意不理大家，拿外文书来唬人，实际是他从来不善应酬，除了谈书本以外也无话可说。可是往往因此不少人就误认为他爱摆架子，看不起别人。

　　事实上，钱锺书不懂日语、俄语、梵语。关于日语，现在汉文化圈研究很火，主要是对日语、汉语、越南语的掌握。俄语，主要是搞马列主义的要用，还有俄国文学。梵语，陈寅恪在此处（包括吐火罗文等）更擅长，当然还有他的学生季羡林。

　　所以，钱锺书精通的主要是欧罗巴的语种，这使得在东西文化研究方面下工夫很得心，三百年出一个钱锺书，呃，抱歉，再最后，请允许我引用郑朝宗在《但开风气不为师》中的一段文字收尾：
　　已经是将近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一天，吴宓教授和几位青年学生在清华园的藤影荷声馆里促膝谈心，兴趣正浓，吴先生忽发感慨说：“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得。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锺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

 

 

来源：译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