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十年后，是本刊在“致故乡”(2014年)“致父母”(2015年)“致爱人”(2016年)“致中年”(2017年)后，春节系列专刊的延续。十年，似乎意在期许未来，但又并未与今日完全割裂，在这个以“秒”为时间计量单位的后互联网时代，当我们望向一个并不遥远的人生地标，或许会看到不一样的光影，以及，自己。
本文是《致十年后》系列之一。
余泽民
作家，翻译家，现定居匈牙利布达佩斯，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讲课教授。
摄影/本刊记者 董洁旭
一提“十年”，脑子里立即跳出一串听惯了的词：十年寒窗／十年生聚／十年签证／十年浩劫／十年一梦／十年磨一剑／十年生死两茫茫……十年，即便在大历史中都足以天翻地覆，更不要说对一个人了，有时可以约等于一生。
小时候，我最激动于听到“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那句话，相信自己也是能砸烂一切的少年巨人，脑子里烧满了沸腾的梦想。那年纪的孩子都会觉得生命好长；直到十年梦醒，才发现砸烂的是自己的纯真。梦想是年轻人的财富，我想现在的孩子也是一样，张扬于年轻的财富，得意于骄傲的未知，眼里满是无限的机会。致十年后？我首先想致我们的后代，致他们的青春，希望他们在享受年轻的同时还能享受自由，在追求物质的同时也能拥有精神，梦虽是好事，但也希望他们别醒太晚，毕竟活着的内容不在梦里，而在梦外。致十年后的年轻人，希望他们能揣一本更硬气的中国护照，读书思考走天涯；想来，只有看过世界的人的自信才是真实的。
新春伊始，许多人心里都勾画梦想，后十年或十年后，具体或笼统的，形而下或形而上的，琐碎或宏大的，愿望是反映一个人心智、眼界与成熟度的尺子，也能影响未来的生命品质。我说“生命”，不是“生活”，前者囊括了后者，不仅唯物，而且唯心。既然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精神，那么对人来讲，至少应该把精神与物质并列起来，才不会坠入拜物的陷阱。唯物论的极端结局很可能是，将有敬畏的唯心变成无敬畏的唯心。五十年前，凯尔泰斯就写下这样的担心，担心人类会在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和平的废墟。致十年后，我希望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能理智一点，别在拜物的路上走得太快太远。
每次回国逛书店，我都感慨于成片码垛的励志书和教职员应对老板或老板控制职员的智囊书，文学的面积抵不上童书，纯文学更被挤到犄角旮旯，这景象在欧洲的书店里是看不到的。从这个细节看，我们活得太急躁了。这类书跟打鸡血似的刺激年轻人，一夜成名、一夜暴富，激发他们的雄心或野心；在机场和火车站的书亭里，IT或金融行业大腕们口若悬河，跟电视推销员似地宣讲成功秘诀，将复杂的社会性成功简化为创业神话；“读书”的概念也被偷梁换柱，抹掉文学和人文情怀，灌输唯目的论的捷径、手段与计谋，国学也演绎成了厚黑学，这类书难免会让人浮躁、焦虑和急功近利。钱理群老先生定义的那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都是应运而生。致十年后？我希望功利性的读书风气能有所收敛，城市里能多开几家先锋、万圣之类的人文书店，让小小的豆瓣也能存活下去。好书店是城市的文化坐标。
我是一个文学教徒，读写译是我的本业，更是我的生活方式。我的幸运是，虽然出生在一个不读书的年代，却在历史的黑洞里以瞎猫撞死耗子的方式读了不少书，年轻时染上了80年代人的理想主义，不仅凭着蛮勇流浪异邦，还幸运地成了匈牙利文坛的闯入者。我感激文学，它不仅使我成为了我，并帮我守住了理想主义气质。在文学日趋边缘的娱乐时代，我仍相信文学暗涌的力量，即便它不能改变世界，仍可以改变一个人，让我获得了自信与从容，让我的生命可以随着岁月增值。致十年后，我希望越来越多人会意识到，人一旦失去文学自由的语言，人性就会朝动物性退化。
新年前后，我意外地获得了两项翻译奖，一本是马洛伊的《烛烬》获了吴承恩长篇小说翻译奖，一本是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撒旦探戈》获得了新京报-腾讯的年度好书奖。得到消息时，我正在奥地利的蒂罗尔山乡享受寂静，那里空气明远，祥云飘卷，窗外是瑞雪覆盖的阿尔卑斯雪峰，敲击键盘的碎响都跟在都市里不一样，我将这消息视为福音，不仅对我，也是对文学。想来这两本书都不具备畅销的元素，即便《撒旦探戈》获过国际布克奖。《烛烬》的风格像莎士比亚戏剧，语言有着诗的纯度，笃信友谊、恪守诺言的贵族品质已不合时宜，两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彻夜长谈更谈不上惊心动魄、险象环生，这样的书阅读门槛自然不低。《撒旦探戈》就更不用说了，我在序言里略带鼓励地将读它比作阅读蹦极，编辑在腰封上直接写上了“把现实检验到疯狂，挑战极限阅读体验”，这架势就想吓退一批读者。小说用如熔岩一样粘稠流淌的致密长句和读到最后半页才恍然大悟的精密结构，刻画了人类总怀着希望从陷阱到陷阱的绝望宿命。
虽然这两本小说的内容、风格迥异，创作时间相距四十年，但共同点是：都极端地贴近文学本源，都关注人类命运的情怀，文字都具有诗性的稠密，对那些习惯一目十行、将小说作为消遣品的读者来说，确实太过沉重。但也恰恰因此，这两项翻译奖让我看到了希望，看到业内人对纯文学质量的诉求。也许，有人觉得《撒旦探戈》过于黑色，但它的黑色，是能照亮我们思想的黑色的光；也许，有人受不了它的粘稠，但恰恰这种通过文学达到的窒闷感，是人醒来并转向个体之外，转向人类史的过去和未来。好的文学能让人看得更远，想得更远，所唤起的绝望感即责任感。因此，十年后，我希望会有更多的读者乐意跟我蹦极，更多的出版社在挣钱的压力下也兼顾情怀，让更多的人打开心灵，听“一次又一次穿过迟钝的物质世界传来召唤的声音”。
对年轻人来说，十年只是一个阶段，但对于知天命的人来讲，我把十年视为余生。人到中年，进入了生命最殷实也最疲惫的季节，为下一辈铺路，为上一辈养老，还要应付生理上走下坡路的身体。从这个角度致十年后，我希望那时的孩子用不着拼爹，社会也不会推脱责任地逼年轻人“创业”；希望他们有充分的空间发掘自己，而不是被盲目地赶上独木桥。
昨天，我去布达看我的老朋友亚诺什，25年前，他在我最落魄的时候接济了我，我也通过他结识了许多当地的作家和学者，如今我们已是没有血缘的亲人。聊天时，他谈起小儿子马汀，我是从马汀四岁起看他长大的，男孩很有语言天赋，在大学里学了英、德、西语和拉丁语，还去俄国留学两年。半年前，马汀去了德国，目前在那里攻读古希腊哲学的博士学位。
“全匈牙利研究古希腊哲学的人有三个就足够了，可是现在已经有了五个。没关系，他回来后当第六个……”亚诺什呵呵笑道，丝毫没有中国家长的忧心忡忡。在他看来，年轻人读书是最好的事，用不着那么功利性，人有本事，机会早晚会找上门。
亚诺什的大儿子叫丹尼尔，学过英文、中文和保加利亚语，后来搞戏剧网出了名。亚诺什的女儿叫多尔卡，美貌聪慧，罗兰大学心理学硕士，毕业后曾在电视台工作。结婚后，多尔卡发现自己最爱的职业是当母亲，一口气快乐地生了五个孩子。
致十年后，哪怕二十年后，我希望那时中国年轻人也能像亚诺什的儿女们那样自由地选择，快乐地生活，活出各自的天性的爱，而且不当房奴，有小康的社会做后盾，不用为孩子的教育或疾病发愁。
致十年后，不，致后十年！我希望中国的老人们不会再被社会上防不胜防的骗子们包围，不被各种不良媒体包装的“神医”坑害；希望政府能够腾出精力，承担起保护老年人的义务，除掉保健品骗局的温床。
父母老了，我们也不再年轻。所以致十年后，也致我们自己，我希望当我们步入老年，能过得有质量，有尊严。我在北医读书时的辅导员李鹰老师，去年从副校长的职位上退下来，满腔热忱地搞起“医养结合”。我赞同她讲的一句话：“不能把医养结合政策的执行仅仅看成是一个政绩指标和一个经济增长点。”的确，中国人谈养老，很少谈人文关怀、生命权利，更爱赤裸裸地说“银发经济”，从出发点就没把老年人利益置于核心。
在布达佩斯，我楼下有一对老夫妻，都年过七旬，女儿在加拿大，几年才能够见一面。去年，老夫妻双双搬进了养老院，每个人交三百万福林(约七万人民币)，之后只需把菲薄的退休金的一部分交给机构。那家养老院在英雄广场旁边(相当于北京的南河沿)，建筑是奥匈帝国时的贵族别墅，是一位著名女演员去世后捐献的。别墅挂着女演员的剧照，沙龙厅有钢琴，每天都会有人来弹一会儿，还会组织老人们看电影、唱歌。老夫妻分到一套单独的房间，把它布置成一个新家。养老院是慈善机构主办的，政府补贴。我想，这正是李鹰那个颇有情怀的设想：“为老年人建立一个直到生命终结的组织服务体系，将养老问题从本质上回归到民生。”致十年后，致我们将至的老年！
尽管我并不情愿承认，但还是能够平静地面对：人过中年，无论从生理、心理、情理还是道理上看，都过了谈梦做梦的空想阶段，更乐于谈有能力实现的计划或有可能实现的愿望。致十年后？我还是先致后十年吧！我的计划是能够多读、多译、多写几本能为生命增值的书，不仅给我增值，更给读者。我的愿望是能够多交一两位真心关注、遥远同行的朋友，尽管到了这个年龄段，朋友也在大浪淘沙，但只要你是个有情怀的人，仍能在做减法的同时做加法。人到中年，虽然生理衰退，但我们的心理还在成长，感情不应随肌肉萎缩。
如果非要谈梦，那么我梦想我们都不仅有梦，还能有记忆，记忆也是一种情怀。阿伦特说：“如果我的记忆里足够好，我一个字都不会写。”事实上没有人能保证自己有足够好的记忆，更何况遗忘的原因不仅是老年病。十年可以记起不少，但也可遗忘很多。致十年后？好吧，最后我想说的是：致记忆！记忆的义务不仅是作家分内的事，还是生活中每个人的。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7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作者：余泽民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