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有“英伦玫瑰”之称的凯拉·奈特莉主演的最新版《安娜·卡列尼娜》登陆内地影院，这已经是托尔斯泰出版于1877年的同名经典作品第13次被搬上大银幕。一贯热衷于文学作品改编的导演乔·怀特在谈到自己再次改编的原因时说：“尽管已经有了12个电影改编版本，但我并不觉得有任何一个版本吃透了这部作品。”而如今，他的版本正接受观众的考验。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学世界在电影中展开，当一群大牌簇拥于繁复的时代剧背景之下，耳熟能详的经典故事带来的可能是老故事的温暖，也可能是文不对题的惆怅。

　　事实上，电影和文学的联姻几乎是从电影诞生的一开始就已成定局，因为它们都钟爱故事，都追求人物。诞生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电影艺术，曾经从小说叙事中得到重要启发，反过来，也影响到后世的小说创作手法。而那些脍炙人口的19世纪文学经典作品，带着浓浓的时代况味和完整丰富的叙事，对于好莱坞来说就像是葛朗台的金币，需要时时拿出来重新检数擦亮。因为好莱坞明白一切并未真正改变，人们永远渴望在自己曾经想象过的那个世界中再次沉浸。

　　同时，好莱坞也不会放过对于新鲜念头的渴求。正当国内因为《白鹿原》而沸腾起是否应该将当代经典文学搬上大银幕的争论之时，在英语文学界，当下的畅销、流行文学无不一一被好莱坞纳入口袋，并帮助好莱坞重新积累起新的票房神话和影史经典。从《哈利·波特》到《暮光之城》，从《肖申克的救赎》到《英国病人》，都是在小说之上另起高楼。本周五，备受期待的、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电影《云图》即将在北美上映，而华人导演李安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则将在一个月后登陆北美。和19世纪经典文学的华美厚重相比，这些文学新作的电影版则将带我们经历思维上和视觉上的奇幻旅程。

　　在最初的最初，被尊为电影之父的格里菲斯就曾引入狄更斯的小说叙事手法，创造出“最后一分钟营救”的平行剪辑手法。电影理论学家和历史学家蒂莫西·科里根在著作《电影与文学》中曾经提及几部最早的改编自文学作品的商业电影，其中包括1900年的《灰姑娘》、1902年的《鲁滨孙漂流记》、1902年的《格列佛游记》、1903年的《汤姆叔叔的小屋》，这意味着电影和文学的纠缠史已经超越百年。更曾有人言之凿凿给出报告，称自奥斯卡奖自1927年创办以来，“四分之三获奖的最佳影片都改编自文学作品”；另外一位电影理论学者多德利·安德鲁则曾说“一半以上的商业电影有其文学的根源”。

　　好莱坞则用2012年下半年向全世界证明，电影和文学的热恋并不只是传统，更是现实。《漂亮朋友》、《安娜·卡列尼娜》、《悲惨世界》、《霍比特人：意外之旅》、《在路上》、《少年PI的奇幻漂流》、《云图》，如果再算上被意外从2012年底档期延期至明年暑期档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将于11月30日在英国上映的最新版本电影《远大前程》，数量颇为壮观。

　　在教授了30年文学作品电影改编的莫纳什大学副教授、作家布莱恩·麦克法兰看来，这个数目有点超常的多，“你通常不会在同一个时段里看到那么多的文学经典作品在大银幕上轮番上演，但这些被改编的作品大多都有有力的叙事线、清晰的故事和充满内心挣扎的有趣人物。”

　　下个月即将举行的布里斯班电影节上，最新版由拉夫·费因斯和海伦娜·伯瀚·卡特出演的狄更斯小说改编电影《远大前程》和正在上映的最新版《安娜·卡列尼娜》都被电影节策展人理查德·摩尔纳入影展，后者更是因为“不一般的品质”和“大胆的解释”成为电影节的闭幕影片。摩尔对此的解释则是：“这些经典的作品之所以能够超越时光永不褪色，是因为非常棒的故事和人物。假如能够改编得好，它们将是足够吸引人的电影作品，它们的主题也都是放之四海皆准，比如爱、信仰、忠诚、友谊。”

　　和一场热恋一起发酵的还有好莱坞名导和大牌演员的野心，毕竟，好莱坞的黄金岁月里曾经铺满经典名著的光影，比如费雯丽主演的《乱世佳人》，比如格里高利·派克主演的《杀死一只知更鸟》、比如《费城故事》，更别提数不清版本的简·奥斯丁和勃朗特姐妹的作品的电影版本。虽然这样的改编总徘徊在利欲熏心和艺术追求的两极之间，名导和名演员却总是前仆后继。在2012版《远大前程》中有份出演的演员戴维·威廉斯一语道破天机，每一代的杰出导演和演员都渴望能够碰触这些最为厚重的故事和最为复杂的人物想象，而对某些导演来说，演员本身和原著中人物的符合也成为创作的动力之一——乔·怀特曾坦言安娜·卡列尼娜让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奈特莉，而《远大前程》的导演迈克·奈威尔也称赞海伦娜·伯翰·卡特简直是为扮演神经质的哈维辛小姐所生。

　　关于文学改编电影，曾经有这样一个关于希区柯克的笑话。说在这位大师的制片厂后门有两头专职吃电影胶片的狮子，它们总是一边吃着胶片，一边互相聊天。“你觉得味道怎么样？”一只狮子问。“还好，就是还是没有书好吃。”另一只狮子答。这或许是对这位热衷于将“二三流文学作品”搬上银幕，最终成就无数伟大电影作品的电影大师的善意揶揄。事实上，文学改编电影始终要面对的问题是是否忠于原著，忠于原著的什么？之后才是能否超越原著。而在这一点上，即便是学术界也始终争论不休，评论界更是莫衷一是。

　　然而，随着电影表现手法的增多，至少不应该只是忠于文学作品的文字、而应该抓住其精髓成为共识。近几十年来，由英美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很多呈现出不完全忠于原著的反叛特性，无论在剧本改编还是表现手法上都呈现明显的后现代趋势，其中一些更成为影史经典。比如，由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哈罗德·品特担任编剧的1981年的电影《法国中尉的女人》，硬是将这部创作于1969年的英国作家约翰·福斯的代表作演绎成了一场电影中的“戏中戏”，原作中的故事情节成了舞台上的戏剧，现实中扮演主角的两人又有着现实生活中的故事，但现实的故事和戏中的故事又互成对比，相映成趣。

　　为尼可·基德曼摘获奥斯卡影后桂冠的电影《时时刻刻》，也同样形式特别，但这样的形式事实上却是“忠于原著”的后果。因为影片改编自同名文学作品、收获普利策小说奖的《时时刻刻》，原作小说本身就在小说中进行了“书中书”的指涉，线索是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达洛卫夫人》，并用其串起了创作者、读者和像黛罗薇夫人一样生活着的当下人物。而电影忠实于小说原著，却意外地跳脱出彩。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似乎是电影和小说两种形式在互相较劲——谁的叙事方式更新颖、表现更直指内心，最终也反过来影响对方。在今年秋冬档上映的文学作品改编电影中，这一态势也仍然明显。19世纪的文学经典，被用新颖的或舞台剧、或音乐剧的方式搬上大银幕；而叙事新奇的当下小说，则被电影人绞尽脑汁地提升电影技术、创新电影形式来试图加以改编、匹敌和超越。

　　从另一方面来说，小说是确定的，电影则是一种演绎的方式，只要小说不朽，这种演绎的次数就只会越来越多。《悲惨世界》的电影改编已经高达19次之多，还有若干电视剧版本，而其中既有长达5个小时的1934年雷蒙德·伯纳德执导的经典版本，也有日本动画电视剧《少女柯赛特》；而安娜·卡列尼娜这个角色，在奈特莉之前就有苏菲·玛索、葛丽泰·嘉宝等饰演过。当电影和小说这两种艺术形式互相砥砺、互相借鉴，最终的受惠者将始终是观众和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