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是整个世界发生迅速而深刻变化的一个时期。艺术史也复如此。一方面，在政治与社会领域，社会革命伴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传统社会秩序面临着终结；新旧文化存续着诸多矛盾与冲突，此起彼伏。另一方面，艺术领域风云激荡，贡布里希称之为这是一个“持续革命”的世纪，主义盛行，流派纷呈。

　　在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渐次退席，印象主义尚未潮起之际，库尔贝，这个伦勃朗和委拉斯贵支曾经的崇拜者，成为“现实主义”桀骜不驯的始作俑者与坚定的旗手，更是继浪漫主义大师德拉克洛瓦之后，印象主义开路先锋马奈之前独标一帜、承前启后的历史性标杆。马奈在库尔贝1877年病逝后的第二年，为这位前辈和先进者画过一幅肖像：嘴叼烟斗，斜视人生的表情赫然在目，这或可看作库尔贝的另类的人生诠释。实际上，在库尔贝2000多件存世作品里，有着多幅他的自画像。《你好，库尔贝先生》、《受伤的男人》和《画室》三幅重要作品都出现了他自己的形象。观众可以从此次在中华艺术宫展出的《受伤的男人》中，得以一窥这位现实主义绘画大师真诚而尖锐的艺术态度和丰富而微妙的心理世界。

　　《受伤的男人》的创作时间并不确切，只是估计在1844年至1854年的10年间，显然，这也对关于作品内容与主题的阐释产生了多解和歧义。一是据说库尔贝曾在1847年与他的模特和情人维吉尼恋爱生子，后来维吉尼离开了他。这幅画表现的是失恋的画家本人的感时伤怀之作。微阖的双眸投射出内省的情绪，抱合的手臂似乎透析了些许无奈和无力感，而身旁的那柄长剑，又重重染上悲剧英雄的色彩。一是有研究者揣度库尔贝与革命党人普鲁东和激进的诗人波德莱尔过从甚密，这幅画是描绘画家作为一个战士在二月革命中共和理想破灭的自我写照。不管如何，库尔贝在画里还是彰显了独特的气质与自信。

　　诚然，库尔贝的自画像，以及许多作品，画的都是亲历所见。库尔贝的笔下多有社会底层的劳工和农民，有引起争议的裸妇，也有故乡的风景。他的《碎石工》撼人心魄，揭示了那个时代社会底层阶级的痛苦。他很有正义感，认为这是“一种残酷的阶级制度所产生的毫无人性的后果”。库尔贝不屑于唯美做作的贵妇，他的裸妇总是带着乡野的气息（从这次来沪参展的《带小狗的裸女》、《泉水》中可见一斑）。还是那句话，他要的不是好看，是真实。

　　库尔贝在他的作品里不仅渗透了对于时代的关注与介入，也表达了对于社会底层人民的关切与同情；呈现了他高扬现实主义旗帜的勇者的意志。在批判理性的背后，还时时折射出画家田园牧歌般的诗性的光芒。或许恰如《伤心的男人》那样所染上的悲剧英雄的色彩，他让人记取的不会只是坎坷的人生故事，更重要的是他的“真实的寓意”——一个“艺术史上少数孤独者的历史”（贡布里希语）。

 

　　　　　　　　　　　　　　　　　　　　　　　　　　　　　　　　　　　　　　作者：徐明松　　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