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85届奥斯卡颁奖礼上收获最佳女配角、最佳音效和最佳化妆三项大奖的新版《悲惨世界》最近登陆国内影院。在诸多观影者中有一位心绪特别的老先生，电影《悲惨世界》每一处与原著不同的改动都拨动着他的心弦，这就是小说《悲惨世界》的中文译者之一、著名翻译家郑克鲁先生。

　　郑克鲁近日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就改编而言，“我给8分”。他的理由是：这部电影与原著小说总体来说是相符合的，基本反映了这样一部曲折动人的世界名著的内在精神。论及与原著不同的地方，郑克鲁认为“动”得都有一定的道理，有些改动甚至比小说更加丰富了人物形象、完整了情感变化的层次。但也绝非十全十美，比如受压迫穷人的命运主线不是很突出，爱憎分明的情感力度不够等。

　　郑克鲁说：《悲惨世界》具有持久的震撼人心的力量，原因在于唤起了人们如何消灭社会对人的压迫的思索。看电影前，郑克鲁最担心影片对共和主义者起义的表现不够。它关系到对雨果创作《悲惨世界》一书根本主旨的理解。

　　“作为人道主义者的雨果，首先力图以强调人道精神来对抗社会的恶。这特别体现在让·瓦让身上，他受到主教的感召而从小偷变成一个道德完善的好人，并且他身上的正义力量后来还感化了追踪他数十年的执法者、警察沙威。但雨果认识到仅有人道是不够的，书中另一个突出的思想倾向是实现共和。雨果怀着巨大的热情描绘了一八三二年六月五日人民起义的共和主义英雄们。全书结构第四卷是高潮，前三卷的人物都朝着街垒战发展，经过三重的准备，一下子将所有的人物都集中在一起，熔铸于一炉，包括沙威的感化都是在这一事件的过程中产生的。”

　　让郑克鲁感到满意和欣慰的是，新版电影《悲惨世界》正面地、充分地表现了这场起义。结尾处，让·瓦让于弥留之际幻想“看见”了共和主义的英雄们取胜的雄壮场面，这处改动，郑克鲁认为“符合小说的精神”。“让·瓦让死了。但不是悲剧。正义取得了胜利。”  

　　在郑克鲁看来，电影不足处是对几个主人公让·瓦让、芳汀、柯赛特、伽弗洛什等几个穷人代表的塑造略显平淡。就原著的主要思路来看，这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穷人的遭遇，代表了受社会压迫的千千万万穷人的命运——“贫穷使男子沉沦，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这条思想主线，电影有所表现，但不是很强调。主角让·瓦让甚至有些过分“斯文”了。

　　不过，罗素·克劳扮演的沙威让郑克鲁眼前一亮，“性格更有层次了，转变更站得住了”。电影中有一个情节是原著小说中没有的：巷战结束后，沙威回到尸横遍地的战场，摘下衣襟上的勋章，放在小孩伽弗洛什遗体的胸前。“这个改动很不错，表明沙威内心是被共和起义的壮烈所触动的，这为他后来放走从下水道里走出的让·瓦让奠定了关键的一步。”

　　另一个得到提升的人物是马里于斯。郑克鲁说，小说中的马里于斯始终被坏蛋泰纳迪埃的谎言所蒙蔽，以报恩的心态送了后者一大笔钱登上去往南美的轮船，使恶人逍遥法外。电影里的马里于斯到最后终于“心明眼亮”，把婚礼上的不速之客泰纳迪埃夫妇毫不客气地扫地出门。

　　以音乐剧电影形式拍成的《悲惨世界》引进后，有些人喜欢也有些人不太适应。郑克鲁先生坚决地站在赞成的一方。“其实音乐剧的形式占了便宜，你一唱歌就不可能在情节上面面俱到，即使是苛刻的观众也容易‘原谅’你。”他笑着说。但形式的局限也相应地损失了一些原著的精华和特色，“文学的想象永远大于影像画面，这其间的差距只能靠文学的阅读来弥补。”也许，10分中的另外2分就扣在了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