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现代诗歌之初：

　　中国新时期以来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早期和开端，不论从程度还是意义上来说，乃以民间性质／地下方式，它起始于８０年代初到９０年代末为止。

　　首先以北京为先驱的“朦胧诗”－《今天》－《新诗潮／８６年》；随即又以四川（包括重庆）的群雄并起－《日日新》－《现代诗歌同盟》－“非非主义”－“整体主义”－“巴蜀现代诗群”等；于之同期发生于上海的－“实验诗社”－《ＭＮ》同仁－《作品》同仁－“海上诗群”、《大陆》大型民刊、“撒娇派”－“喂”同仁－《倾向》杂志－《现代汉诗》等诗歌／文学小组、团体、报刊，其时，尚有江浙（以省会南京、杭州诗人为主）、东北（以长春徐敬亚、邵揶等诗人为准）、两湖（以武汉“三野”诗人为例）、云贵（以于坚海男等诗人为代表）等地诗人、诗刊的跻身，极大丰富、充实——标志了当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期”、“黄金期”。

二、九八年“盘峰会议”：

　　这一年岁末，在北京郊区平谷县盘峰宾馆的诗歌会议上，坊间称之为“盘峰论战”，起先尚是诗歌“业内”的纷争，旋即便成了“意气之争”、“话语权之争”。诗人和他们的诗歌写作，从富有社会气息、紧贴时代脉络，一下子滑入了“圈子”、“个人”间的混乱辩争。

　　程光伟编选的《岁月的遗照》，被标以“知识分子写作”；杨克编选的《中国诗歌年鉴》则表明“民间写作”。从双方所录选的诗人、作品来看，不难看出两者在文化趣味、写作走向上的差别。

　　前者表示诗歌已进入个人化／中年写作，反映出书卷／知识趣味；后者强调、重申口语化、民间性写作。

三、新世纪以来的十余年：

　　经历了９０年代的沉寂期，诗歌界的林林总总显然也受到现实社会和时代特征，也就是商业化、娱乐风尚的严重影响。

　　博眼球、闹动静……于是乎，各种各样以“诗”为由头的新闻、事件层出不穷：废话诗、垃圾派、下半身、梨花体、羊羔体……

　　无不反映了为数不少的诗写者：消除崇高、解构经典。只因思想准备的仓促、动机亦非纯粹，其后大抵为昨日黄花、昙花一现，颇有“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之状。

　　８０年代诗歌／文学的良好氛围，从对社会的影响、时代的关注，到头来终究为外界：淡化——消失——失望。至于所谓诗歌界的“业内”情况，不过是一篇篇“网上来网上去”抑或一次次“茶杯里的风暴”而已。

四、所谓诗歌重镇的倾斜与转移：

　　毫无疑问，８０年代延至９０年代，中国现代诗歌是以北京、四川、上海为重头（曾有言称，８０年代精英人士都在文化领域，而９０年代后则转入经济领域了）。

１、现如今的诗写者大都分布在：广东、福建、安徽，以及更多的二、三线城市。

２、写诗人的角色／社会属性：以北漂、新上海人、移民打工者居多。

３、诗歌的写作形式：网络为主（８０～９０年代印制、转播的不易，为诗者对写作精神上慎重、敬畏；新世纪以来，无论传播还是制作的迅捷与便宜，则大大增加了写诗的随意性和自娱自乐的成分）。

这些变化与状况，究其原因，笔者以为不应仅由诗歌工作者（诗评家）来剖析、批判，更重要的要由诗人自己来对照、针对。

　　这些问题，已无关诗歌写作的技术和经验，也非诗歌的趣味与美学，而是写作置于我们的生活、人生之大是大非的问题了。

 

　　　　　　　　　　　　　　　　　　

　　　　　　　　　　　　　　　　　　　　　（郁郁作品）

五、问题与症状

１、究竟是文以载道，还是娱乐而已——凡此不仅诗歌的问题，而是整个文化的着重、走向的原则问题。

２、东西方现代诗歌的发韧、形成、流变、现状：由于国家进程、文化历史的不一，其内容、形式也是不尽相同的。

（现代诗，西方至今两百年——它们更多的是个人经验，实验性质）。【俄罗斯／苏联属特例】而我们中国不过百年的历史。从“五四”运动，到上世纪的二三年代，以及７６年的“天安门诗抄”和“文革十年的潜在／抽屉写作”。

３、时下的中国诗歌界／业态：以玩耍、消解，甚至无厘头、虚无……为居多为热闹、时尚（如此亚健康的畸形症状，不但没有出路而且必将陷入死胡同）。

４、真正的严肃的诗歌写作，近年来也基本上属于私下的个人行为了，捍卫和坚守已成考量诗人的自身品质和精神质地了）。

５、中国古典和西方现代诗歌／文学源头性借鉴的局限，致使写作者思考本土性、民族性，以及当下和介入的必要性。

其实关注时代，尤其是“人”在此等环境下的遭遇、感受、觉悟之种种、层层反应！乃为时下与今后诗写者和诗歌的重心与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