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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坛创作及翻译动态
海岸
2014.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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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9月,笔者在波士顿从事翻译写作三个月,发现哈佛大学诗歌阅览室以醒目位置展出《美国后现代主义诗选》;并在哈佛大学诗歌书店买到美国新方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由卢卡斯·克莱因(Lucas Klein, 柯夏智)英译的西川诗选《蚊子志》,该译本荣获美国卢西恩·斯泰克亚洲翻译奖。诗人西川以往的诗富有韵律、用词精到、结构工整、意象清晰。步入中年的他却远离自己的原点,正在体验一种日益加深的“自我矛盾”。他说他敞开对生活的各种可能性,写作尽管保持着同样的节奏,但早已不像过去那样有“诗意”,如《蚊子志》中的诗歌。 他认为诗意反映的是“一个柔软的日常生活”,反诗意呈现的是一个更结实的世界。这也许是诗歌对读者构成的“冒犯”。今天下午,笔者想谈谈后现代主义诗歌这一全球诗歌写作与翻译的动向。
后现代主义思潮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开始出现以消解与批判为目的、无中心意识、多元价值取向的混合现象为特点的社会文化思潮,即后现代主义。它涉及文学、艺术(包括建筑的风格等)、语言、历史、哲学等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诸多领域。后现代主义作为现代主义内部的逆动,是一种对现代表达方式甚至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的颠覆和反叛。
 
               国际视野诗歌创作
那 边
  [法国]塞缪尔-贝克特
 
那边
遥远的
一声呼喊
如此的微弱
美丽的水仙花
随后行进
 
随后那儿
随后那儿
 
随后从那儿
水仙花
再次
开始行进
再一次
传来
遥远的
一声呼喊
如此的微弱
 
                   (1976)
 
                                       
                    
                       (海岸作品)
 
  贝克特的后期诗作,尤其是写于七十年代的   诗歌,其简洁的诗风几乎趋于极致,诗行间过滤了感情的波澜,不见纷繁意象或象征,一切都退守到虚无的状态,唯留一丝声响在时光中流动,不断地在倾诉着什么,可又听不清,也不寻求为人所知;难以表达的语言相伴着枯燥冷漠的言语,无休无止,直抵虚无绝望的边缘。贝克特通过个人独特的方式对自我和社会创造非凡的影响力,他的诗篇随时折射的幻象和凄凉的欢闹永远在人们的意识中回荡。汉译外国诗歌经典:
  诗歌翻译需要译者的责任心、耐心和对语言的诚实,对诗歌翻译最基本的要求:吃透原文。目前中青年诗人中从事诗人翻译工作,但他们的外文水平不够,对原文没有吃透,容易出错。另一种是学术化翻译,准确却没有文采;大学的学者翻译家应该了解当代汉语诗歌写作现状,同时不要对原文进行过多的文雅化处理,应该翻出诗歌的原汁原味。此外,如果不是因为现有译本质量太差,最好不要重复翻译。
  目前,湖南文艺出版社、重庆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相继出版译诗集外,但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值得信赖,因为他们的编辑力量非常强大,2011年推出《英诗经典名家名译》丛书,精选英语诗歌界名家经典诗作,配以译界公认的大家译本,以英汉对照形式呈现。本人于2014年1月出版新版《狄兰·托马斯诗选》,根据最新版狄兰·托马斯诗全集,结合多年研究,精选篇目、修订补译而成,其中狄兰·托马斯的早期诗作更是初次与中国读者见面。 狄兰·托马斯(1914—1953),20世纪30年代英美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其诗歌围绕生、欲、死三大主题;诗风粗犷而热烈,音韵充满活力而不失严谨;其肆意设置的密集意象相互撞击、相互制约,表现自然的生长力和人性的律动。他的诗歌开启了英美诗歌史上的新的篇章。
  英译中国当代诗歌:
  笔者在《东方翻译》(2013年第3期)发表过“翻译与传播:中国新诗在英语世界”,论文分"中国新诗的译介与传播”、“从‘玉书’到‘玉梯’的文化传统”、“介入与揭示绝非是想象”、“中西译者需要真诚合作”四个部分。
  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哪怕在东欧一些国家的诗人翻译家,每年均可报送某一选题,申请相关的翻译经费乃至出版基金的资助。几年前就从一位美国诗人翻译家口中得知,美国某基金会的翻译资助重心已从“中国朦胧诗”过渡到“第三代诗人”的作品翻译,英译者均为美国著名的诗人翻译家。海外《今天》与美国西风(Zephyr)出版社去年开始陆续联合推出中国第三代诗人的双语诗集系列。
  “后现代主义”翻译观:
  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下,翻译研究的焦点从文本内转向文本外,开始追问译本产生的文化历史渊源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继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后现代思潮宣布了作者的死亡。罗兰-巴特在《作者的死亡》(1977)一书指出,作者在完成了对文本的创作之后就应该死去,伴随着作者的死亡,人们迎来了读者的诞生。后现代主义思潮也颠覆了翻译研究中对原文文本和原文作者的忠实观,否定了原文作者的主观性,张扬译者的主观能动性。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后现代”翻译理论发展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