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从政府到普通读者都在关心“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的问题。尤其是莫言的美国译者葛浩文的到来，更是将这个问题推到了一种极端的状态中。尽管如此，葛浩文还是一反普通译者的立场和姿态，对中国当代文学做了一番“评点”，从中国小说本身——结构和叙事，评论者，译者和编辑四个角度来谈论中国当代文学 “为什么无法走向世界”。而在这四点之中，他对中国小说本身的评点或许是最具冲击力的。他说，“以我看来，传统文学的结构与写作方式（重细节描述）对当代作家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因而导致中国文学走不出去。”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西方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双重读者，他的第一个结论是，中国小说的本质决定它“走不出去”。除此之外，再加上评论者的狭窄视野（包括中国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在内）、译者的错误策略和编辑的无能，中国小说走出去便是“死路一条”。

　　有意思的是，在国外译介较多的当代知名作家：王安忆、阎连科和毕飞宇等，他们对于自己作品在海外的传播也不持乐观态度，表面上似乎印证了葛浩文的观点。在一场作家、翻译家和评论家的对谈中，王安忆毫不掩饰地说，“我发现西方的世界，美国的世界对中国人的世界不是那么的热情……你不要有这样的梦想可以走出去。”阎连科和毕飞宇也对自己作品“走出去”持淡然态度，毕飞宇这样表达他带有“谨慎乐观”的“淡然”：“我认为中国文学如果要所谓地走出去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所以我经常讲耐心耐心耐心，也许一代作家真正走出去需要几十年的时间，甚至在死后才能真正走出去。”

　　华语翻译文学在西方文学的边缘位置似乎就这样被定了性，再加上葛浩文这样一位从“后台”转到“前台”的译者，无疑从根上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政策热情泼了一盆冷水。如果说华语翻译文学在西方文学中是边缘的，我们不应该忘记，一切翻译文学在本土文学中——如果说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都具有边缘的本质性特征。换句话说，即便在今天，外国文学翻译在中国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之后，在今天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态势，如果将它放置在中国的本土文学中，依然是边缘的，更遑论众多外国文学中的某一国文学。

　　不少学者或隐晦或直接地提醒我们需要有 “理论的自省”态度，而不是盲目地陷入“走出去”或者“走不出去”的焦虑，甚至是“走不出去”的幸灾乐祸。遗憾的只是大部分媒体往往没有耐心听完需要思考的学者发言，而是更加迷恋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现象。我们当然都有理由相信，某一种文学与文化在世界的文学与文化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与状态，与它所处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不无关系。文化霸权以及文化霸权主导下的文化权利的分配格局，是当今这个所谓“全球化”世界的主要指征之一。放在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翻译与传播这个更小的领域中，它也的确表现为目的文学或文化对于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排斥、抵抗与改写上。
　　但是我们更不应该忽略的是，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决定关系从来不是直接的，必然的。文化从来有它的自治性，也有它自身的历史，它不会直接从属于政治史与经济史。从这个意义而言，早在一百多年前，同样作为文学翻译“成功者”的林纾尽管不处在中国的好时代，也毫不犹豫地改写了他所翻译的全部西洋文学，和当今的葛浩文在立场上——在具体的方案上倒还是有差别的——并无二致，他应该是没有受到什么“走出去”政策的影响吧，更不应该有得到过类似政策的自助。换句话说，一百多年前甚至更早，倘若西方众多国家出于政治的需要，都曾经想方设法让他们的商品“走出去”，军事力量“走出去”，鸦片“走出去”，甚至宗教“走出去”，可能他们最后想到的恰恰才是文学“走出去”。可尽管这样，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走出去”的西洋文学还是汹涌地到来了，并且在经历过林纾的时代之后，很快抵达了直译的时代，与国力的强弱并不必然对应。

　　所以说，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以及文化最富表现力的形式，文学具有“走出去”的必然特性。正如法国翻译理论安托瓦纳·贝尔曼所指出的一样，文化具有两个本质特征：一是向外迁徙的特征，二是根植于传统的特征。向外迁徙的过程中，遭到其他文化的抵抗是必然的，而纵向寻求传统的过程中，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也是必然的。这才是文学或者文化的真正魅力和价值所在。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这回事就不必那么纠结了吧，中国文学、文化一直就在走出去的进程中。

 

作者：袁筱一　　来源：解放日报